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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地區（那時江陰縣行政區隸屬蘇州，後劃歸無錫）要開農業學大寨學習會，地址選在了華西村。會議三天，各地區主要領導均到會，還吸引了許多媒體記者。幾百號人，人多眼雜，華西村“偷偷”辦廠的事難保不穿幫。

吳仁寶最後出謀劃策，“會議期間，舍小利，保大利，工廠關門，工人放假。會議結束，立即開工，加班加點也要把損失趕回來。”正是這個隱姓埋名的小廠，為華西村創造了百萬元的利潤。幾十年過去，吳仁寶不無感慨：“辦工廠是資本主義，正在批資本主義，怎麼好搞資本主義？我們偷偷地辦五金廠，不給外面參觀的人看。凡首長來了，我們就把工廠的門鎖上，讓工人出去，首長走了，再讓工人回來加班加點地幹。”一個農民企業家的智慧形象躍然紙上。而華西村式的鄉村基層政權及其集體經濟企業組織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成長一開始就有兩個源頭之一（另一個源頭是魯冠球工廠式的自主創業型企業）。

1978年是改變命運的開端，於國家如此，個人更是如此。在光明的中國，年輕人的前途也光明起來。頭年8月4日，復出一個月的*，在北京飯店組織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者座談會上拍板，決定恢復高考。由於*的果斷，10月初，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招生工作檔案；10月中旬，國務院批轉*關於1977年高校招生意見，恢復全國統一考試，凡工人、農民、知青、幹部、應屆高中畢業生均可報考。

高考是棄舊圖新的標誌，也是結束“十年浩劫”後，中國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響的第一件事。據說，補習老師家坐滿了學生，有些在農村插隊的青年向生產隊請了幾個月假複習。所有的輔導都是免費的，很多培訓都是自發的。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幾個月時間內，1160多萬考生帶著積聚了十年的飢渴和夢想，從四面八方湧向久違的考場，世界上有史以來聲勢最浩大的一次考試如火如荼地開始了。讓人驚訝的是，“*”對經濟造成的破壞竟使國家一時拿不出足夠的紙來印考卷，於是中央決定呼叫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不難想象，決策者當年做出這一抉擇之艱難、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義之深遠。

1978：光明的中國（8）

1978年春，北京大學迎來恢復高考後錄取的第一批新生

第一屆高考過後，無數個體的生命軌跡被徹底地扭轉，命運發生了裂變，只可惜其中沒有俞敏洪。這位日後中國英語培訓教父級的人物，由於知識基礎薄弱，第一次高考失敗得很慘，英語僅僅33分。高考失利後，他回到家餵豬種地。

俞敏洪的求學之路，充滿了曲折和不可知的變數。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教育資源緊缺，一家只允許一個孩子讀到高中。由於姐姐初中成績出色，老師在俞敏洪姐弟都到了考學的年齡時選中了姐姐去讀高中。所以，讀完了初中的俞敏洪，依照規定，回到生產隊裡種田，開拖拉機。1978年，俞敏洪的母親打聽到村裡有一家的女孩不讀書後，費盡周折找到校長，請求他允許俞敏洪頂替女孩的名額。在母親的努力下，如此峰迴路轉，俞敏洪回到了教室。然後有了第一次高考的名落孫山。

第二次高考，滿懷希望的俞敏洪等來的又是一個令人失望的結果，英語分數雖然提高到，但79年的分數線水漲船高，錄取線是60分。能登上金字塔的生物，只有兩種——鷹和蝸牛。憑藉鷹擊長空的決心和蝸牛的毅力，俞敏洪參加了第三次高考。他回憶說：“英語考試時間是兩個小時，我僅僅用了40分鐘就交了卷。英語老師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說今年就你一個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結果自己給毀了。他認為我這麼快就交卷，肯定沒有做好。但我是個典型的直覺型思維的人，如果做完題一檢查，可能就改錯了。”

分數出來以後，俞敏洪的英語95分，雖然排在了現任新東方常務副總裁周成98分的後面，但已然很高。而500分的總分，俞敏洪考了387分，超過北大380分的錄取分數線。他終於如願以償地考取了中國第一學府——北京大學。為此，在離北京大學開學只有一週時，俞敏洪的母親為慶祝兒子中榜，大宴鄉親，提前把結婚的酒席一起請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幾天。村裡還從城裡調了一輛拉土的卡車，把他從江陰一直送到了常州。俞敏洪在常州上了火車，站了36個小時到北京。就這樣，他進入了北京大學。

如果要進一步凸顯恢復高考對一代人命運的意義，那麼白卷英雄張鐵生則是最好的反襯。1973年，在遼寧白塔公社插隊的張鐵生被推薦參加大學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