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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派代表堅持認為，國有企業能夠透過上市實現市場化。2004年6月，李榮融在新加坡訪問時表示，國企的未來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規範董事會是最核心的問題。央企外部董事要佔一半以上，不能內部人佔多數，要獨立公正發表意見，要能獨立承擔責任，落實經濟責任”。在中國資本市場舉足輕重的大國有企業寶鋼、建設銀行都建立了董事會制度，聘用了深孚眾望的外部董事，希望能夠成為攪動市場的鯰魚。這些鯰魚在初期確實起到了作用，比如有國際上著名的銀行家在成為中國某大型金融機構的外部董事後，要求參加黨組會議，因為他聽說“黨組會議非常重要，決策往往影響股東利益”。這讓銀行方面哭笑不得，同時不得不正視習以為常的問題，打起精神以正確而不影響邦交的理由回覆國際友人。　txt小說上傳分享

撕不掉的政策市標籤（2）

監管層和投資者對於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矛盾心理的體現，正是中國經濟矛盾的體現。從長期看，如果國有股一股獨大不能解決，中國資本市場就不可能真正市場化。有人擔心，大非解禁、國有股的拋售會引發嚴重的市場問題，如果設想國有股拋售之後，上市公司估值大幅下挫，由此找到市場主人，未嘗不是中國資本市場的幸事，前提是低價股只能拋售給國內股民。

是資本市場改造上市公司？還是國有控股公司改造資本市場？取決於國有上市公司能否接受資本市場的約束。

股改前的第一個回合，國有控股公司完勝，證明資本市場的軟約束性質從未更改，股市跌到998點的慘痛記憶，正是資本市場定價徹底扭曲的代價。股改後的第二個回合到筆者寫作時為止，正在進行中。隨著國有資產體量越來越大，我們不得不祈禱，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能夠與資本市場同步完成改革，否則將是中國社會無法承受之重，一句話，大眾與市場都已經被綁架。

歷經艱辛奠定股改成功基礎之後，政府力推大盤藍籌股上市、培育國有控股的機構投資者。這些國有企業與機構天生具有利用政府信用的癖好，在上市之前，政府以剝離注資等方式、或者以賦予專營權的方式提供這些企業上市條件，是政府信用的第一次透支。

以巨大的體量與市場長子地位成為股市定海神針的大盤藍籌股，背後賴以支撐的正是政府的信用，不僅在上市之前向市場各方展示的優勢暗藏了政府信用，上市之後的定海神針架勢同樣展示了這一點。資本市場的技術依賴於對人性的把握，當優惠與偏袒給予了投資者強烈的心理暗示，投資者難免形成對於政府信用的無所不在的依賴，一旦這些大盤股與機構有些風吹草動，投資者當然不會以市場方式尋求解決之道，轉而訴諸於政府監管部門。以往股市中常見場景已經上演，無論急漲、暴跌全都要求政府“維持穩定”，一些認沽權證的購買者集合到一起，透過行政部門的行政複議、法律程式，在2008年走到了北京監管當局門口。

政府對於大型國有企業的“父愛主義”貫穿始終、氾濫成災。

為了讓大型國有企業透過資本市場實行市場化，A股一級市場結構畸形，中石化境內上市發行的公眾持股不到5％，股改後全流通發行的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人壽、中信銀行等進一步降低到只發行2％~3％的公眾股，即使根據我國《證券法》對大企業大大放寬的規定，公眾持股比例的下限也是10％，這些特權企業公眾股之低已經超出了法律所許可的範圍。這些巨無霸企業稍有減持可獲大利，而流通股股東卻對公司很少有置喙餘地，矛盾一旦爆發，衝突便趨激烈。因此，這些大型公司即使有了上市公司的軀殼，但投資者根本不具有管理權甚至紅利權，到底是否屬於公眾公司，是可以打上一個大問號的。把境外流通的部分也算成公眾持股量，這是對A股投資者利益的蔑視。

正因為大藍籌乃人為製造而成，導致股市發行制度不可能有根本變化，雖然從審批制過渡到核准制，表面上是有所放鬆，事實上仍處於嚴格控制之下。由此，帶來聯動的負面效應，上市公司退市不暢，除主機板市場外其他市場發育遲緩，再融資受到嚴格的行政控制，本應成為主要投資市場的債券市場由發改委、央行、證監會三分天下，嚴格實行鐵板一塊的審批制度。

雖然很多人希望我國資本市場實行“上市寬進”與暢通的退市相輔的制度，儘快實現市場化，但由於新股發行實行事實上的審批制，創業板的新股上市沒有任何鬆動的跡象，客觀上造成中國資本市場的質量直接由行政審批的質量決定，中國資本市場不誠信、業績變臉，有關的保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