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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裡明顯地表現了出來：凱特爾，約德爾，克萊布斯，科勒爾，格萊姆，溫克，布希，凱瑟林和鄧尼茨。

黨的領導層裡有鮑曼，戈培爾，雷和“希特勒青年團”領袖阿克斯曼同希特勒關係最密切。

黨的領導層的所有線索都匯聚在鮑曼那裡。黨的機構，納粹黨的所有帝國領導和省黨部頭目都由他親自領導。他同已被英美人佔領的德國地區的省黨部頭目保持著無線電和電報聯絡。同被蘇軍佔領地區的省黨部頭目沒有這種聯絡，因為正如已經提到過的，所有高層黨組織事先都已遷去了西方。鮑曼透過這些聯絡瞭解所有的政治和軍事事件。黨的領導層裡由他單獨將這些情況向希特勒彙報。鮑曼從德國西部英美人佔領區收到的情報顯示，佔領軍當局不僅沒有迫害納粹黨成員，甚至讓一些人留在管理位置上。當鮑曼將此事報告希特勒時，他同時強調，將黨的年輕幹部從東德派到西方去是多麼正確，因為在那裡有機會維持黨的生存。

鮑曼不遺餘力地將國家社會黨的領導權獨自控制在手裡，以便在希特勒那裡獲得一個特殊的地位。

為此他要求希特勒的副官們，未經他的同意不許黨內任何領導見希特勒。他的理由是，軍事問題已經讓希特勒夠忙的了。鮑曼也負責組建“人民衝鋒軍”和德國東部居民的疏散。當談到戰爭的結局時，他不停地重複說，德國將會同西方列強達成軍事協議，一起繼續同布林什維主義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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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檔案》14（6）

納粹黨的最高宣傳員和柏林防禦專員戈培爾對希特勒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星期裡他獲得了希特勒的無限信任。說到欺騙德國人民，戈培爾是希特勒的傳聲筒。他用謊言呼籲人民將一場事實上已經輸掉了的戰爭進行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

在這些日子裡，戈培爾比任何人都更起勁地逼迫柏林民眾——男女老少——在嚴厲報復的威脅下——去建設防禦工事。他下令，當蘇軍出現在柏林街頭時，如果有誰亮起一面白旗或紅旗，就將他槍斃或絞死。這道命令由戈培爾領導的柏林“人民衝鋒軍”的黨員幹部以希特勒的名義執行。

在被迫從事這種強制勞動的飢俄的柏林人當中流傳著這樣一則諷刺笑話：“拿大大的希特勒畫像交換小小的韋特勒麵包。”（韋特勒是柏林一家大面包店的老闆）。

這些日子裡戈培爾又重新穿上了他那件掉了色的舊皮大衣，希特勒上臺前他就穿著它跑來跑去。他這樣做是要向柏林人民顯示他是“來自人民的人”。

戈培爾支援希特勒不顧一切將戰爭繼續下去的決定。他使用的是如下這些可笑的理由：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之後，納粹黨丟失了無數選票，處境不利，而共產黨獲得了大批選票。儘管如此，戈培爾說道，黨還是上臺了。這場戰爭中也會發生奇蹟，國家社會主義必將會贏。

戈培爾的這種想法深深打動了希特勒。這下他也不斷地重複：“我戰勝了德國的共產主義。我也會消滅俄國的布林什維主義。”

於是希特勒的衛隊裡流傳著這樣的笑話：莎拉·麗昂德爾被邀請到總理府，在那裡唱：“我知道，有一天將會發生奇蹟……”（這首歌是她當時在一部德國愛情影片裡演唱的。）

戈培爾無所畏懼，強迫德國人民繼續為這場戰爭流血，為此他甚至努力效仿拿破崙時代的例子。電影導演韋特·哈蘭接到任務，導演一部名叫《科爾貝格》的彩色影片。影片內容是，在拿破崙佔領德國期間，法國部隊徒勞地佔領了波莫瑞的科爾貝格城好幾個月，因為普魯士守備部隊和民眾儘管犧牲很大和嚴重饋乏卻不肯投降。這部影片是要告訴守備部隊和柏林人民，如何同衝鋒的蘇軍作戰。

由於蘇軍很快就突破到了奧德河，德國投降了，《科爾貝格》再也沒能上演。不過戈培爾在赫爾曼－戈林街他的別墅裡為柏林警衛團的軍官和指揮未成年人的“人民衝鋒軍”部隊、所謂的消滅坦克部隊的“希特勒青年團”的指揮員們組織了一場首映。戈培爾也邀請了阿克斯曼、京舍、希特勒參謀部的作戰司令斯特萊伍上校及柏林某城區司令貝倫馮格爾中校。到場的共有80人。影片放完後戈培爾發表了一通基本原則演說。他解釋說，這部影片是要教柏林人民以科爾貝格為榜樣。即使城裡連石頭也沒了，柏林人也應該用手指和牙齒保衛他們的廢墟。

放映前戈培爾請客人們用晚餐。他整個的虛偽暴露無遺。為了顯示戰爭時期他也很緊缺，所有的客人都必須為這頓晚飯付給他食品券。邀請裡寫明，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