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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人跟東北人做參茸生意時很講信譽，他們在第一次向東北人訂貨時，開口就要10噸，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往往讓東北商人覺得非常誠信，而正是利用這點誠信，溫州人打起了賒銷的主意。

幾次生意下來，溫州人就利用自己的信譽，先付20％—30％的定金，賣掉貨後再交錢。在每次生意中，溫州人總是按照原先說好的付錢，絕不拖欠。這讓東北人非常踏實。到最後，溫州人要貨時就可以不用交定金，來年賣完貨再付款。

聰明的溫州人就是利用自己的信譽來獲得參茸的，而參茸在溫州人眼裡已經不僅僅是參茸了，它們更是可以周圍的資金。溫州拿到大量的參茸後，迅速地在市場上銷售，有時候甚至低於進價銷售，這在外人眼裡是不可思議的是，而在溫州人眼裡，參茸變現後的資金，在一年當中可以週轉好幾次，做好幾回生意。年終結算時，儘管參茸生意賠本了，但是，其他買賣就賺了不少錢，總的來算，利潤還是很可觀。這時的參茸就相當於銀行裡的貸款了。

13。千萬不能與政策對著幹（1）

浙商商道：

得政策者得市場，失政策者失市場。

浙商自白：

依靠政府，團結企業，拿出有力證據，一致對外。這就是我打反傾銷官司的絕招。

——富通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建沂

有記者曾經這樣問南存輝：“中國企業家是‘政治經濟學’的高手，往往在很多方面是從政府來找市場，但也有一種所謂‘商而優則仕’的‘經濟政治學’情結，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南存輝這樣回答：“作為一個企業，政治應該是天，天氣好的話，出太陽了，被子黴了可以曬曬呀！外面颳風下大雨，你卻拿被子出去，肯定不合時宜嘛。企業要做強、做大，必須有一個好的政治環境。”

南存輝說：“企業做勻速運動還是加速運動，取決於企業是否充分利用政策或關注政策的變化。”南存輝一直強調，做什麼事情都不能脫離當時的政治環境和社會背景。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民營企業的發展。南存輝認為，正泰的發展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大因素。而改革開放的政策，就是天時，就是企業最大的政治。

因此，南存輝對於政策，尤其是對民營企業可能產生影響的政策非常敏感。因為南存輝深刻地體會到，企業能朝什麼方向發展，如何發展，政治大氣候往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浙商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做企業一定要搞清楚政府的政策導向。政府鼓勵什麼、抑制什麼，對於企業的發展是極其重要的。一定要根據政府的政策來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

2005年2月28日，在杭州香格里拉飯店正舉行著2004年度“風雲浙商”的頒獎典禮。莊吉集團董事長鄭元忠等十位浙商榮獲此項獎項。

鄭元忠的當選理由是莊吉集團在“莊吉”商標之爭中，最終勝了國際強企“沃爾瑪”，這是境外企業對溫州市首例商標撤銷案。

評委會給鄭元忠的頒獎詞是：他曾以186天牢獄的代價，開啟浙商馳騁經濟疆場的大門。他以“真心朋友”的友情，譜寫浙商抱團合作的典範。他以無畏不懼的勇氣和智慧，維護了國產品牌的聲譽和榮耀。

站在領獎臺上，鄭元忠感慨萬分，他是這樣說的：

“站在領獎臺上，我感謝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挽救了我，感謝黨把民營經濟寫入憲法，我也感謝最近國務院出臺《三十六條》意見，徹底解放了民營企業。”

“溫州人說我膽子大，敢到商海里闖，我有一個秘方：隨時注意國家對民營企業的動態。所以我至今還敢在商海里闖，但是感覺市場比以前難做了。國家的支援力度大了，但是競爭物件也多了。”

186天牢獄的代價到底是怎麼回事？事情要從20世紀70年代說起。

20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颳遍了神州大地，處於貧困當中的鄭元忠也抓住機遇，從事溫州柳市電器行業。誰知，1982年12月，一場運動把溫州的8個從事商品經濟的致富者逮捕入獄，他們的罪名是“投機倒把罪”。其中，鄭元忠被扣上了“機電大王”的帽子，以“投機倒把罪”關了186天。

1984年，隨著中央一號檔案的出臺，鄭元忠得到了平反。後來的鄭元忠非常重視國家的政策。20世紀90年代初，他棄商就學，為的就是多學習一些知識，能夠在政策中牢牢抓住市場。

1993年，鄭元忠投資200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