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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域》原以“血戰異域十一年”連載於民國五十年的《自立晚報》，署名“鄧克保”，其後由平原出版社出版，易名“異域”（一九六一），流傳極廣，一九七七年由星光出版社再版，十一年後另有躍升文化公司版本。
本書記載一九四九年底從雲南往緬甸撤退的孤軍之奮戰及其艱難險阻，孤軍腹背受敵（共軍、緬軍），又得不著政府之支援，在複雜情勢中的戰略擬定及戰術運用，以及袍澤、親子的關係等情節，交織成一部感人肺腑的戰爭文學作品。
如今世人皆已知鄧克保是柏楊的化名，他以第一人稱“我”敘述，像是自傳體，但柏楊並未參與其事，而是一種“代言”，不過發表及初版的當時，人們都信其為親身經歷者的報告，這就形成文類歸屬上的歧異，全集從舊，列入報導文學類，一九九九年香港《亞洲週刊》票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異域》排名三十五，從報導文學的“記實”到小說的“虛擬”，可論述空間極大。同年，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辦的“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中，仍有這一類的辨正，正可見其構成的特異及內涵飽滿的張力。撇開文類的糾結，從戰爭文學的角度來看，《異域》堪稱一部臺灣文學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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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民國三十八年那一年變動之大，現在回想起來，心頭還仍有餘悸，共產黨像決了口的黃河一樣，洶湧的吞沒了全國所有的省份，只剩下雲南一片乾淨土，而在這一片乾淨土上的首領，卻已決心向共產黨投降，人心惶惶，昆明城一夕數驚，作為一個堅貞不屈的戰士，內心的悲痛和旁徨只有上天垂鑑，我是第八軍的一個軍官，第八軍和另外的二十六軍的弟兄們，一直在焦急的等著變，但是，怎麼變，變成什麼樣子，誰都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只是馬上就要變了。
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雲南省主席盧漢在省政府召開軍政聯席會議，他那時叛跡未露，還是堂堂正正的方面要員，李彌和餘程萬兩位將軍沒有理由不去赴會，而且還希望盧漢能在最後關頭，把穩了舵，他們去了，事情就真像古老的戰爭小說上描寫的那樣，當我追隨李將軍踏進會議室的時候，會議室裡竟像一座墳墓一樣的寧靜，座位沒有往常那樣擺起來，桌面上也沒有一盃茶，我心裡覺得有點異樣，我又驀的發現，凡是憲兵崗位的地方，全都由步兵接替，他們頭戴鋼盔，雙手舉槍。i米i花i書i庫i ；__
約莫經過一個小時，出現兩個徒手的人，舉手向李將軍敬禮，說盧主席請他去，李將軍站起來去了，但我卻不能跟隨，我掙扎著宣告我是李將軍的隨從，我不能離開他，他們就把我架到一個好像是值日官住的房子，把門強從外面關起來。
我們一直關了四天，而李彌將軍和盧漢談過話後，便也被送到隔壁，我們只有一牆之隔，警衛人員雖不准我們談話，但我每天都清楚的聽到從他房間中傳出來的談話聲，大笑聲，咆哮聲，和盧漢親自來向他說服時帶著一大隊衛士的腳步聲，我不斷的在想我們的命運，我怕李將軍的態度會激怒盧漢，將我們拖出槍斃，又怕李將軍終於被他們說服，則我們有何面目走回軍營，幾天的煎熬，我想我已經瘋了，我咽不下去一顆飯粒，那些馬上就要成為共產黨奴才，甚至終於要死在共產黨手下的大小叛徒們，卻一直向我發出得意的冷笑，我看見他們在撤走我面前原封未動的飯筷時那種嗤之以鼻的表情，不禁痛哭，我們如果死在這些人手裡，真是在九泉也不瞑目。
第二節
在我們被扣留的一段時間內，我深切的體會到“度日如年”那句話的份量，古人鍛鏈出來的成語，只有身臨其境的人，才能體會出它深刻的含義，我整天都在恐懼中，每一個在門外響起的腳步聲都使我發抖，我怕隨著那些腳步聲出現的是頭戴紅星的共產黨，我睡不著，剛合上眼便被猛烈的心跳驚醒，我在斗室裡徘徊著，思念我的妻子政芬和我的兩個孩子安國安岱，政芬和我結褵十年了，她是一個嬌小的南方女兒，我雖一直轉戰南北，但總沒有使她受苦，我不禁想到，我死之後，她和孩子將怎麼活下去，她是不是要攜著兒女，哀哀討乞？還是被共產黨解回她從沒有回去過的我的故鄉，受那些瘋狂了的人的審判，於是，我哭了，一箇中年人是不容易落淚的，但我竟忍受不住擺在眼前的生離死別。而在以後的十一年歲月中，我也常常哭，毫無羞恥之感的哭，在我們活在非人類所能活下去的中緬邊區那裡，只有眼淚才能灌溉出我們的力量，你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