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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做外匯交易，1987年股市崩盤後，他來波士頓大學唸書，畢業後不想回日本來我們公司工作，我們公司正給他辦綠卡。你有綠卡嗎？”

“我丈夫工作的電腦公司正給他辦，我也會順帶給辦了。”我如實回答。

“比爾是美國人，紐約州立大學東亞語系畢業，日語專業，在日本留過學，還在通用電器（日本部）工作過好幾年，搞銷售。比爾和大和是一對好搭檔，一個會說，一個知道說什麼。他們剛完成一個大專案，得了一大筆佣金，公司送他們去歐洲度假去了。日本組還有一個美國姑娘叫尼可，是哈佛大學東亞系畢業的，日語講得和東京人一樣。她給米切爾做助手，也剛完成一個專案，公司獎勵她兩千美元‘放肆購物’（Shopping

Spree）；今天去Filene’s（妃琳大百貨商店）去了。今天這三個人你都見不到，很遺憾。”　七次面試4　在他結束面試前，一位有著滿頭銀髮的中年男子推門進來。

“Hi；　Donald。　How’s

going？”羅蘭打招呼道，“這是我們正在面試的應聘者Jeannie。這是我們公司總裁Donald。你們見過面嗎？”

我搖搖頭，但他推門進來的那一瞬間，我已經猜到了他是誰，從他不凡的氣質，他善意的眼神和友好的微笑裡，我知道他是公司的大老闆，那位在電話上替我開了門的大好人。

“How　do　you

do？”唐納德將手伸向我。我立刻起身――我已經半起了，立即站直，趕緊伸出手去握住他的手。那手又大又厚實又溫暖，給人可靠的感覺。他有力的握手，使我突然感到美國人，不，整個美國；對人的真摯與熱情。來美國七年，我還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握手。

“Nice　to　see　you

here（在此見到你很愉快）！”唐納德熱情洋溢地說，他的聲音如同電視播音員那樣渾厚動聽，清楚和不可抗拒，過了好一會兒，那男中音還在會議室裡迴盪。然後他轉向羅蘭，“你高聖的客戶在電話上，但願不是要毀約？”

羅蘭說了聲抱歉，便匆匆出了會議室。 “我希望能和你聊上兩分鐘，但有一個領袖人物培訓班正等著我，對不起，我也得走。” “Please

do。（請走。）”我認真地說，力圖將這兩個英文字說得標準。

“希望在新僱員培訓班中見到你。”他說，然後給了我一個鼓勵的微笑，轉身離去，同時將門輕輕地帶上。

於是；我又一個人給留下了；不知所措。是否我也該走？我偷眼向留了一條縫的門外望去，正好看見三位秘書在同時接著電話，除了她們帶有英國口音的美語（後來聽公司的同事告訴我，為了營造某種高雅氣氛，這些接話員在電話上模仿英國女孩子說話）在空氣中輕輕迴盪外，沒有其他任何聲音。在她們的正對過有一隻巨大的魚缸，在清徹透明的水中，一群色彩斑斕的金魚和熱帶魚在隨意地遊著，令人安詳寧靜。魚缸的正上方是一塊描金挑木，上面書寫：Our

business　is　public　trust（公眾信任是公司之本）。 我打量著我所在的會議室，除了一盆蘭花外，便是門上的燙金粗體字：People

make　the

difference（人創造企業的不同），這個燙金匾在公司的進門處也有一個。這家公司看來真的相信他們從事的業務：人力資源。公司處處在提醒人的重要和如何用人的重要。

等了十來分鐘也沒人來，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後只好把我的英語金融詞彙生字本拿出來翻看，消磨時間。等我看完時，已是下午五點，我看見有僱員下班，我於是也起身，走了。

我認為今天兩個人，羅蘭和大老闆，面試了我，大老闆的關，我過了；羅蘭這一關？我不知道。

在後來兩週的培訓班上我再見到大老闆時，他對我說，“我知道你會成為公司一員的。但美國公司聘人，不能一個人說了算，哪怕他是大老闆。”

第二天，按米切爾秘書的電話指示，下午兩點我又去公司進行第四輪面試，這次是去見斯蒂汶，公司的另一位有資格的成員。但我等了好幾個小時，一直等到下班也沒見到人。六點鐘，秘書進來告訴我斯蒂汶臨時有急事去倫敦見客戶去了，但她先前不知道，是剛知道的，她十分抱歉讓我久等。儘管我和米切爾的秘書在電話上談過好幾次話，這是我第一次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