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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在同阿登納會談中講“中國人是黃禍”

赫曉魯夫上臺之初，由於黨內競爭對手很多，他的地位不穩，需要中國支援。他對中國做了一些好事，糾正了斯大林時期某些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並增加了對中國建設事業的援助。*中央對蘇共新領導多次表示支援，並對蘇聯給予中國的經濟援助一再表示感謝。但是，赫魯曉夫私下卻表露出他對中國抱有戒心，不懷善意。

1955年9月14日，蘇聯與聯邦德國建立外交關係。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應赫魯曉夫的邀請訪問莫斯科。在同阿登納會談時，赫魯曉夫說：中國非常危險，中國人是黃禍。他問阿登納，能不能幫我們想個辦法。阿登納這位老練的西方政治家並未同意赫魯曉夫的觀點，而是勸蘇聯同中國搞好關係。事後西方媒體披露了赫魯曉夫的這番談話。1971年喬冠華去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時，有的美國朋友和德國朋友也提醒我們：赫魯曉夫在同阿登納會談中曾把中國人說成是黃禍。［筆者按：在1960年*中央給蘇共中央的《答覆書》和1963年“四評公開信”的文章中，我們曾指責蘇共領導宣揚“黃禍論”。赫魯曉夫並未反駁這一指責，但在他晚年口述的《*》中卻像煞有介事地“想起一件軼事”，說什麼他在訪法期間遇見法國戰前總理達拉第，是達拉第提起中國這個話題，說“你們不擔心黃禍嗎？你們難道沒有感到威脅？”接著赫魯曉夫用自己的口氣寫道：達拉第的話使我吃了一驚，我嚴厲地斥責他說：“我們不按膚色看人，對我們惟一的區別是階級區別，中國人是我們的階級兄弟。”但，他接著又做了一段文章：“不久前，我聽說達拉第死了。假若他活得長些，看到我們同中國關係的變化，他一定會放聲大笑，說他對兩個共產黨人——毛澤東和我本人之間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分析，是正確的。”（見《赫魯曉夫*》中譯本，第十三章）赫魯曉夫“想起”這件“軼事”之蹊蹺及其用心所在，不言自明。在《*》中，赫魯曉夫還講，他在1954年第一次會見毛澤東時就判定同中國人的衝突恐怕難以避免，因為毛澤東絕不會容忍聽從別人。赫魯曉夫甚至說，關於毛澤東，有一點我是能夠肯定的，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爆發出一種急不可待地要統治世界的願望，他的計劃首先是統治中國，然後統治亞洲，然後又是哪裡呢？中國有七億人……。”（見《赫魯曉夫*》中譯本，第673頁）赫魯曉夫所“肯定”的這種“中國擴張論”同他所宣揚的“黃禍論”，可以互相印證。］

毛澤東同希思說：中蘇分歧要從1954年開始算起

1960年5月25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見胡志明時曾提到，赫魯曉夫1955年會見阿登納時說要提防中國的“黃禍”，可見這個人不是*主義者。（見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第350頁）

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時，希思問：“中蘇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還是蘇聯的強權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斷蘇聯對中國的目的和動機？”毛澤東回答：“中蘇的分歧要從1954年開始算起。因為1955年阿登納到莫斯科，赫魯曉夫就對阿登納說，中國不得了了。”（見《毛澤東外交文選》，第603頁）

蘇共二十大及其對國際共運帶來的（1）

巨大影響和衝擊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總結報告及題為

《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提出“三和”

論點，並集中揭露斯大林一系列嚴重過失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大會上作了總結報告及題為《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總結報告的第一部分提出，“關於社會制度不同的各國和平共處這一列寧主義原則，過去和現在始終是我國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報告的第二部分指出，堅定不移地為保證重工業的優先發展而奮鬥，是社會主義經濟各部門增長、我國國防潛力加強和人民福利提高的基礎，“是我們黨的總路線”。報告論述了當今國際局勢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

一是“關於兩個制度的和平共處”。指出“和平共處原則日益廣泛地獲得國際上的承認”，“這是自然的，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是沒有其他出路的。的確，只有兩條道路：不是和平共處，就是歷史上最具有毀滅性的戰爭，沒有第三條道路”。“我們相信，具有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所能夠做的，不僅是並肩存在而已。必須向前走，改善關係，加強各國之間的信任，並且進行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所提出的、而且受到萬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