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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我們的悲劇更多地是俄底浦斯式的，還是哈姆萊特式的？所以，面對悲劇我們應該好好反省一下，問題的根源到底在哪裡？如果我們認識到悲劇的產生不是由於壞人的陷害，而是由於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所造成的，那麼我們至少會像希臘人一樣以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來對待悲劇。真正可悲的不在於生活中的悲劇，而在於我們對待悲劇的態度。如果我們有這樣一種超越性的認識，那麼我們的生活就會輕鬆得多。我再強調一遍，現實人生中最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有無悲劇，而在於你如何對待悲劇。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會有悲劇，沒有悲劇的人生是一種缺少精彩的乏味人生，就像一個無夢的長夜一樣乏味。我們在面對悲劇時應該像希臘人那樣，以一種樂觀的態度和平靜的心情來對待悲劇。或者像貝多芬所說的那樣：“我要緊緊地扼住命運的咽喉。”大家想想，作為一個音樂家竟然失聰，這對貝多芬來說就像剝奪了他的生命一樣殘酷，但他卻在與命運的搏鬥中取得了那麼大的成就。因此，關鍵問題不在悲劇本身，悲劇總是要發生的，而在於如何面對悲劇。黑格爾曾經認為希臘民族對待死亡就像對待生活一樣，而基督教徒對待生活就像對待死亡一樣。希臘人把死亡看成是一場美麗的夢幻，所以他們在對待悲劇時總是能泰然處之。也許他們很幼稚，就像一個兒童不相信死亡一樣。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兒童有時候比我們更加深刻，儘管他是以一種被我們看作幼稚的方式存在，但是在質樸和幼稚中往往包含著極其深刻的真理。所以希臘悲劇對於我們的啟示是非常深刻的，而希臘悲劇中所烘托出來的“命運”意象，在後來希臘民族的智力發展過程中逐漸以一種更加抽象的方式表現出來。在希臘哲學中，這個“命運”變成了潛藏在現象世界背後並決定著現象世界的邏各斯、理念、形式、實體等形而上學的本質，再往後則演變為基督教的上帝、唯心主義的精神實體，以及唯物主義的客觀規律等，這在邏輯上是一脈相承的。我在武漢大學講“西方哲學史”課程時，總是強調在希臘哲學之前還有一個史前史，這就是希臘的神話傳說和悲劇。因此，我們必須從希臘神話傳說和悲劇入手，才能真正順理成章地進入西方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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