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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還須從他發動叛亂時說起。朱棣乃心思細密之人，起兵之際瞻前顧後，不僅對造反的決斷周詳考量，甚至慮及南下與政府軍作戰之後北平作為其後方是否會為人所趁。當時，封於大寧的寧王朱權握有重兵，實力僅次於己。萬一朱權陰懷“鷸蚌相持，漁翁得利”之心，則腹背受敵。朱棣左思右想，想出一條狠計，不單教朱權無法從背後捅刀子，還進而使大寧之兵為己所用，那將大大提高自己的軍事實力，此所謂“一石二鳥”———為達此目的，朱棣與大寧所屬兀良哈三衛構成密約，借後者之六千蒙古騎兵脅迫朱權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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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46）

那麼，朱棣是以怎樣優厚的條件，使兀良哈部落同意與他合作的呢？《明史》白紙黑字，記之甚明：“徙寧王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遂盡割大寧畀【給，給予】三衛，以償前勞。”｛175｝即：將寧王封地改為南昌，將大寧行都司所在地遷往關內的保定，將原來大寧所轄之地全部割讓於兀良哈三衛。這三個“報償”，朱棣即位之後，果然一一兌現。

引狼入室、割地求榮，這樣的事件若擱在近代，朱棣必落得個“漢奸”、“賣國賊”的罵名。他所以僥倖逃此罵名，甚至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有這樣的汙點，只是因為兀良哈部落比較弱小，並非勁敵，倘若兀良哈與宋代時的遼國或明末的女真人相似，朱棣則註定臭名遠揚。

但朱棣所為的惡劣之處，一是儘管兀良哈不足構成中國大患，但此事性質與歷來的“賣國”沒什麼區別；二是朱棣純屬出於個人奪權需要，而出賣國家利益；三是遷徙寧王於南昌、遷徙大寧行都司於保定，把大寧三衛拱手讓與異族，在北京正北至東北防線撕開一個大口子，後患無窮。

顧炎武所撰鉅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對明史研究是極重要的著作。其對兵要地理，尤有深考，凡各地形勢、險要、衛所、城堡、關寨、島礁、烽堠、民兵、巡司、馬政、草場、兵力配備、糧草供應、屯田等，無不詳述。在談到大寧對明朝東北邊防的意義時，它這樣說：

大寧，居遵化【在河北，後為清東陵所在地】之北一百里，沿山海【即山海關】以逮【及、至、直到】獨石【即長城獨石口，在今河北赤城縣北，是宣府鎮明長城之重要關口】，一牆【指長城】之外皆其地。獨石、山海離京師皆七百里，與大寧正相等。國初【指明朝初年】建谷、寧、遼三王……以屏藩東北，其為計深矣。｛176｝

大寧的軍事地理重要性體現在，可以同時扼制蒙古、女真兩部，而朱棣將大寧行都司後撤，不啻乎使大明國從正面完全暴露，外寇隨時可以長驅南下侵擾。因此，“正統已巳、嘉靖庚戌，諸敵犯內，皆從此至【禍根是由大寧內撤種下的】”｛177｝。不單明代中期時受蒙古部落侵擾與此有關，尤為慘痛的是，明代晚期東北建州女真人崛起，直至導致明亡國，與這一帶防衛的空虛，關係也很直接。明亡後，痛定思痛，有人將矛頭直指朱棣：

撫今追昔，寧無嘆慨？而況於數千裡嚴疆，一旦波沉陸海，則明季【末年、末代】邊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意謂明代末年未能盡其職責的邊臣，實在有其難言之隱】。而跡其始境【追溯其由來】，寧不罪有所歸哉！｛178｝

朱棣有沒有意識到割棄大寧的潛在危險？絕對意識到了。華而不實的五次北征，恐即為掩蓋割棄大寧造成邊防空虛的事實而設，他彷彿拍著胸口說：有朕親自坐鎮北京，不時加以征討，區區“胡虜”不足憂慮。

也可能在他腦中，真正心腹大患乃是身邊像寧王那種擁有重兵的潛在挑戰者，至於寒磣“諸夷”，只要不時搞一搞“御駕親征”，即足壓制。看來，所謂“攘外必先安內”果然是歷來中國獨裁者們的共識，他們的全部精力總是放在消滅內部異己勢力上———老慈禧不也有言曰“寧與洋人，不與家奴”嗎？

道德化暴君

前面把朱棣歸在暴君之列，而他一生的作為，也的確當得起這稱號，所以我們並不打算收回這樣的評價。

但其實這並不是他的真正特色，僅僅給他這樣的評價，有點委屈他了，抑或把他過於簡單化了。

暴君屢見不鮮，朱棣卻只有一個。

一般暴君，自有一腔桀驁之氣，唯我可負天下，為所欲為，把惡作到淋漓盡致；他們對於自己的暴虐從不掩飾，一覽無餘。這固然令人切齒，卻也不失直爽。這種暴君，包括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和北朝後趙石虎｛179｝之流。

按我們通常的經驗，暴君不屑於講仁義道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