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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形成這樣的意識：除“八黨”是假，這些人真正的矛頭是對著皇上，必欲將其架空，然後任意擺佈。

自韓文字章呈上後，正德一直在惴惴不安中度過，對方來勢洶洶也若此，年僅十五歲的他自然又驚又怕，傳說被嚇得啼哭起來，連飯都不吃｛62｝。此刻又聽到發生內廷、外臣相勾結的事，直有末日臨頭之感。

王嶽支援朝臣的舉動，犯了大忌。明制，內官不得與外廷交結，違者死。其實王嶽等人實在有些冤，因為原本是正德派他們去內閣協調此事，並非私下暗通。但經“八黨”一渲染，好像就變成了王嶽揹著皇帝夥同劉健另有圖謀。

“八黨”纏了正德一夜，先是哀求，待知性命無憂後，則轉守為攻———告訴正德如何反擊，而這恰恰是正德的燃眉之急。其間，劉瑾表現出他在此曹中見識過人的一面，他的分析直搗要害：朝臣為什麼敢這麼肆無忌憚地譁鬧？根本原因是“無人”，是皇上沒有在關鍵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有則惟上所欲為，誰敢言者！”｛63｝的確，“八黨”雖受寵信，但其職守皆非要害，比如劉瑾，只是鐘鼓司掌印太監———除了掌管每日上朝的鐘鼓（說得不好聽，就是敲鐘的），再就是負責調教樂工、搬演雜戲。

劉瑾一點撥，正德豁然開朗。是啊，一旦在重要位子上都安排自己人，今後哪還會擔驚害怕、受制於人？瞬間，他心頭陰雲一掃而空。正德立即頒旨，拘捕王嶽、範亨、徐智，由劉瑾取代王嶽入掌司禮監｛64｝兼提督團營，調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管京營事務。至此，內廷中樞以及京城主要特務機構和禁衛軍，全落“八黨”掌中，一場徹底的大政變就這樣在夜幕掩護之下悄然發生……

然而，宮掖外，以為穩操勝劵的劉健對此木然不覺，他還這樣對身邊因久候無果而有些焦躁的群僚說：很快便有好訊息，大家只需再堅持堅持。（“事且濟，公等第堅持。”｛65｝）

畢竟是書生！

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候在左順門外的百官終於看見了內使的身影，然而當宣讀聖旨時，人們卻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旨意宣佈，皇帝赦宥劉瑾等八人，並對他們的職務做出新的任命；旨意還強調指出，這是皇帝的最終決斷。

天翻地覆的激變！所有人措手不及，呆若木雞。剛才還信心滿懷的劉健，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現場一片寂靜，沒有激憤，甚至連一點騷動也看不見，因為事情以人們最不可能設想的局面畫上了句號，就像對弈的時候對方弈出匪夷所思的一招，而這一方根本就沒有準備好下一手———棋局戛然而止！剎那間，從劉健到百官，個個像洩了氣的皮球，他們臉上佈滿迷茫的神情，就那樣，稀稀落落地各自散去……《武宗實錄》簡短地記述了當時場景：“明早，健及【韓】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闕，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罷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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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21）

然而與現場的平靜截然相反，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所發生的，實際上是大明帝國一場猛烈的政治風暴。《明史》在敘述這個時刻時幾次用了“大變”一詞，如：“頃之，事大變，八人皆宥不問，而瑾掌司禮。”｛67｝“八人各分據要地，瑾掌司禮，時事遂大變。”｛68｝這場風暴，徹底扭轉了整個正德朝政治航船的方向，它至少直接帶來三個後果：第一，久經敗壞而好不容易在弘治年間恢復起來的文官政府，重回形同虛設之狀態；第二，宦官和近幸勢力再度崛起，為以後貫穿整個正德朝的“豹房政治”奠定基礎，並構成真正的權力中心；第三，對朱厚照來說，則再也不必“戴著鐐銬跳舞”，從此無任何力量能予其約束和制約，從而大可隨心所欲展示“個性”，近乎“完美”地完成他古今第一“浪帝”的生涯。

政變中的人物和餘緒

政變發生當天，“健等知事不可為，即日疏辭政柄”｛69｝。

這是繼上月鹽引事件後，內閣第二次全體請辭。僅隔一個月，朱厚照就完全換了個人，他不再被內閣辭職所嚇倒，相反，他愉快而迅速地批准了這一請求。

照慣例，內閣輔臣這樣級別的人物提出辭呈，皇帝就算內心十分樂意，也不宜立即應允，至少要來回折騰三四次，以示挽留。但這一次，朱厚照卻徑直批准———內閣三巨頭中，唯一未準退休的是李東陽，這當中以及李東陽其人都有些故事，我們稍後再敘。

塵埃落定，主要當事人此後的遭際各不相同。

劉健：一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