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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母親,鬥爭了十五年。萬曆則使出渾身解數,壓制、拖延、裝聾作啞、出爾反爾……所有人都相信,皇帝這種表現,包藏了日後將以鄭貴妃所出之朱常洵為太子的目的。長幼之序,禮之根本,牽一髮而動全域性,若容讓皇帝這麼搞,天下大亂,一切無從收拾。因此,太后、群臣以及輿論的抵制,也格外堅決,令萬曆完全孤立。僵持到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太后大發雷霆,下了死命令,萬曆抵擋不住,才於十五日這天頒詔宣佈立朱常洛為太子,同時封朱常洵為福王(藩邸洛陽,若干年後,李自成攻下洛陽,朱常洵慘死於此)。
終於被立為太子的朱常洛,時年十九。可以說,從出生以來,童年、少年、青年這三大人生階段,他都是在父親不加掩飾的排拒、打壓與冷眼中度過的。“父親”一詞,喚不起他絲毫暖意和親近之感。他終日提心吊膽地生活,養成一副極端懦弱、逆來順受、唯唯諾諾的性格。
迫於禮制,萬曆不得不加封恭妃為貴妃,卻不曾讓她過上一天好日子。十三歲前,朱常洛尚與母親住在一起,後遷移迎禧宮,從此母子“暌隔”,不得相見。恭妃幽居,極度抑鬱,竟至失明。煎熬至萬曆三十九年④,抱病而終。病重期間,朱常洛想看望母親,好不容易開恩准許,到了宮前,卻大門緊閉,寂然無人,朱常洛自己臨時找來鑰匙,才進入這座冷宮。母子相見,抱頭大哭。恭妃摸索著兒子的衣裳,哭道:“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⑤這是她對朱常洛說的最後一句話。《先撥志始》則敘為,朱常洛得到批准去看母親,鄭貴妃派人暗中尾隨。母子相見後,恭妃雖盲,卻憑超常聽覺發現盯梢者,只說了一句“鄭家有人在此”,就再不開口,直至逝去⑥———她這麼做當然是為了保護兒子,不留把柄。其情其景,思之甚慘。
皇家人情薄淺如此,所謂金枝玉葉,過的其實乃是非人的日子。直到萬曆死掉為止,朱常洛沒有一天能夠昂首挺胸。不但不能,反而不知哪天會突然大禍臨頭。小災小難不必細說了,單單攪得天昏地暗的大危機就發生過兩次。一次為萬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之間的“妖書案”,此案錯綜複雜,牽扯人員甚廣,簡單說,與鄭貴妃“易儲之謀”有關。第二次是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的“梃擊案”,是日,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執木棍,從天而降,闖入太子所居慈慶宮,逢人就打,場面一時混亂不堪,幸被制服。漢子的來歷、目標以及如何能夠進入森嚴的宮禁,都是極大疑團。審訊結果,又指向鄭貴妃。從古至今一致採用的掩蓋真相的最好藉口,就是宣佈有關疑犯為瘋癲(精神病患者),鄭氏勢力也迅速想到這一點,而萬曆皇帝則愉快地接受了這個解釋。兩個事件當中,朱常洛全都忍氣吞聲,尤其“梃擊”一案,性質兇惡已極,但他察言觀色,見父親意在遮蓋,遂違心幫著勸阻主張深究的大臣:“毋聽流言,為不忠之臣,使本宮為不孝之子。”⑦
表面上是皇太子,實際他地位之可憐,超乎想象。萬曆病重已經半月,朱常洛作為皇太子卻始終不被允許入內探視,到萬曆死的這一天(公元1620年8月18日,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還是沒有機會見父親一面。《三朝野記》詳細記載了這天的經過:
壬辰【七時至九時】,九卿臺省【泛指政府要員】入思善門,候問【等候召見】。甲午【十一時至十三時】召見閣部大臣【內閣成員和各部首長】,尋即出,皇太子尚踟躕宮門外。【楊】漣、【左】光鬥語東宮伴讀王安曰:“上【萬曆】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而夜毋輕出。”丙辰【十五時至十七時】,神皇崩。⑧
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4)
也就是說,朱常洛一直在宮門外焦急徘徊,直到萬曆撒手人寰,還是未能見上一面。另有記載稱經過力爭,得到一次見面機會,但查遍《神宗實錄》《光宗實錄》以及《明史·神宗本紀》,均未提及,恐怕還是《三朝野記》所載比較真實。為什麼見不了?大約並非出自萬曆本意,他這時神志不清,難做主張。所以,楊、左二人才肯定地對朱常洛的親信太監王安說,不召見太子,不是皇上的意思。誰的意思?只能是鄭貴妃。這女人打算將垂危的萬曆一手控制住。楊、左認識到事情的嚴重,出主意,讓朱常洛第二天一大早“力請入侍”,而且一旦入內,就別輕易離開。然而未等到第二天,下午,萬曆皇帝朱翊鈞便已駕崩。
幸而朱翊鈞沒有在最後關頭剝奪其皇位繼承人的身份,七月二十三日,遺詔公佈:“皇太子聰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⑨當然,這並不取決於朱翊鈞的主觀願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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