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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否決了章太炎、宋教仁的政府組織原則，企圖貫徹革命方略。但章太炎提出的問題要害是：“諸君能戰即戰，不能戰，弗以黨見破壞大局。”也就是說，你如果不能戰鬥，你如果不是“天下為公”，與袁世凱、立憲派等其他政治派系分享政權，還有什麼辦法推倒滿清王朝呢？那麼，這個軍政府式的組織機構，真能戰鬥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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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妥協之下：共和三岔口（1）

袁世凱是不是竊國大盜？這是個可以從不同的立場觀點，見仁見智的問題。問題是，政治的鬥爭，歸根結底是實力的較量。零和遊戲也好，雙贏局面也好，都要以實力為後盾。孫中山從海外帶來了革命的精神和朝氣，但要轉化為力量，卻並非是一件簡單的事。孫中山的革命目標，是要反對列強侵略，完成國家獨立的使命。但他的宣傳綱領，所謂民族主義，並非是直接針對列強侵略，而是狹隘的排滿。在清政府體制內舉辦的新學剛剛開始，而革命黨人的宣傳主要是排滿。對於國民的現代啟蒙，各方面做的工作都很少，在《民報》時期民權主義的宣傳，主要是在國外。國內在動員革命時更很少有現代國民意識的啟蒙工作。孫中山和少數革命黨人，雖然在理論上懂得了共和、民主的道理，但在具體對國民的動員上，還是考慮得很簡單。在孫中山看來，只要先知先覺們取得了政權，就可以教育人民懂得國民的權利義務觀念，完成共和的建設工作。他們有一個很簡單的錯誤觀念，就是清王朝不過是隻紙老虎，一戳就破了，他們就可以掌握政權，改造國家。他們並不清楚，王朝更替，並不等於封建專制主義觀念和體制就能夠被肅清。這是兩回事。孫中山雖然批評了章太炎，革命黨的責任並不是完成了排滿就結束了，但他不清楚，要完成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他動員的社會力量是遠遠不夠的，他的黨的素質也是遠遠不夠的。他和梁啟超都擔心的國民素質問題，從社會基礎上不顯山不顯水地制約著這場運動的程序，讓後代的歷史學家也看得一頭霧水，總希望少數英雄人物能替代國民的覺悟來完成時代的改造，希望社會波浪起伏中長期的進化運動變成一場速食快餐。這既不可能是歷史，也不可能成為現實。

同時，孫中山和革命黨人，他們沒有透過經濟體制的改革方案，從經濟利益關係的革命改造來動員群眾，也就是說，他們還不懂得要制定一個現代變革的經濟政策，告訴群眾，他們從革命中可以得到哪些利益。孫中山的中國同盟會以及其他革命派都只有政治動員，在軍事上策動少數社會勢力。因此，他們不可能集結起強大的革命力量，革命精神也就成了一門放空的“大炮”而已。

武昌起義後，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讓人眼花繚亂。但黃興、宋教仁等中國同盟會骨幹又控制不住局勢。清王朝這座衰朽的大廟，怎麼就搖晃不倒？袁世凱指揮的清軍竟然還有強大的戰鬥力，怎麼辦？革命黨人沒有什麼對付列強的辦法和力量，生怕戰爭延長，引起列強幹涉，也希望迅速結束戰鬥。策反袁世凱倒向革命運動方面，就成了簡單易行的方案。倒向革命的前清立憲派人士，更是對袁世凱抱有希望。袁世凱是當時中國最有軍事、政治實力的漢族官僚，也在國際上享有聲望，舉辦新政成績卓著，從國家治理上講，那些革命的毛頭小夥子，又怎能和他比？因此，一時間“非袁莫屬”的輿論很盛，人們對南北和談抱有希望。在和談中，袁世凱主張君主立憲制，也就是保持清王朝的空名虛位，由漢人掌握責任內閣，達成和平，結束戰爭。革命派方面，不贊成保留清王朝，只答應給予優待條件，只要袁世凱贊成共和，就推舉他為大總統。

孫中山在理想上堅持共和制，在個人地位上不爭權位。當他還在海外的時候，就同意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1911年11月16日致電民國軍政府說：

“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欣慰。總統自當推定黎君（指黎元洪）。聞黎有請推袁之說，合宜也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國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吾人必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為要領。”

這雖然是以實現共和為前提的，但也可見孫中山一代革命者在政權問題上的幼稚和書生氣。這封電報，也預示著孫中山後來個人的進退選擇。

孫中山歸國當選總統之後，立即打電報給袁世凱，解釋了他當選總統與和談的關係：我前天到上海，各位同志都要我承擔起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