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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常能擊中時局要點，就看你的立場如何了。書生氣十足，合群能力薄弱，並非政治長才。

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正在美國，他是從報紙上得到的訊息。他很敏感地意識到，財政問題和列強的態度將決定革命的成敗。因此，他並沒有立即回國，先與美國政府接洽，然後轉赴英國，與英國政府和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一個對華貸款的國際壟斷組織）接洽，希望他們對中國革命提供支援，借款100萬英鎊，但沒有成功。列強採取金融中立政策，因此也答應他不貸款給清政府。於是，他取道法國、新加坡、香港，於1911年12月25日到達上海，受到革命黨人的熱烈歡迎，他們也期望他帶來革命迫切需要的大筆經費。孫中山豪情滿懷，也坦率地對記者表示：“革命不在金錢，而全在熱心。吾此次回國，未帶金錢，所帶者精神而已。”

孫中山是眾望所歸的革命領袖，他有成熟而堅定的政治觀念和理想，他的國際視野和西學知識為同時代人所望塵莫及。但他長期流亡海外，對國內政治和人事比較生疏，他常以西方的社會生活為榜樣，迫切地希望在中國落實，因而常常放出高論，與實際情況不符合，沒有落實的客觀條件，被當時人稱為“孫大炮”。在同盟會內部，則有“孫氏理想，黃氏（黃興）實行”的說法。黃興果敢堅毅，是同盟會的軍事領袖，但政治理論修養不足，有附和章太炎政治主張的傾向。

孫中山回國後，誰是革命政府的領袖這一難題迎刃而解，但組織一個什麼樣的革命政府，仍然是一個複雜紛爭的問題。我們來看看，一個是“大炮”，一個是“瘋子”，到底誰對誰錯？歷史將如何演變？

孫中山很快就聽到了上海政界流傳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輿論，深感驚訝和不滿。他於12月30日召開了中國同盟會本部臨時會議，來解決政治方針，會議釋出了《中國同盟會意見書》，全面批駁了章太炎的政治主張。意見書認為，中國同盟會的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同盟會的責任並非僅僅解決了民族主義就可以結束的，必須完全貫徹三大主義，才能說完成了革命的任務。何況，現在敵人還在頑抗，成敗未知，同盟會的責任怎麼可以結束呢？同盟會要改組為政黨，必須是在民國成立、全域性大定之後才能進行。意見書批評章太炎的主張是儒生迂腐的話，沒有一絲一毫的價值，並責備他不應該違背同盟會的誓言：“中心未遂，盟誓已寒，義士所不忍為。”同盟會的主要任務都還沒有完成，你怎麼就違背了當年的宣誓，作為“義士”是不應該這樣做的。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2．開國紛爭：革命黨的權力佈局（4）

同時，和章太炎的主張相呼應，宋教仁在臨時政府的體制上，仍然堅持責任內閣制，主張限制總統的權力。對此，孫中山也予以駁斥。他認為，內閣制只是和平時期，為了不讓元首成為###的焦點，所以由總理對國會負責。而現在是革命戰爭的非常時期，革命黨人怎麼可以對自己信任的領袖設立防止的法律制度？我也不會聽從這樣的意見，高高在上，變成一個廢物，誤了革命的大計。

早在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就和黃興、章太炎一起制訂了《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以便革命發動後，掌握形勢的發展。方略除重申同盟會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外，又規定：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第二期為約法之治，第三期為憲法之治。“第一期為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汙之時代；第二期為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與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為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也就是說，同盟會在革命發動後，要實行軍事專政，以鞏固政權，逐步發展國家的民主生活。在這過程中，領袖的集權也是自然的事。孫中山的意圖就是要貫徹革命方略，在中國同盟會的領導下完成革命目標，建立現代國家體制。那是一個國民沒有啟蒙的時代，所以，孫中山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也很濃厚，在他眼裡，他是先知先覺，其他人的現代生活知識實在太貧乏了，應該服從他才對。

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進行了總統選舉，當時已經宣佈革命的有17省，一省一票，由議長按省份次序逐次點名，無記名投票，開票結果，孫文得16票，黃興得1票，孫中山以高票當選。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由上海乘火車前往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宣佈中華民國成立。

1月3日，都督府代表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