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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賞給諸將和群臣，其他將領也多有此等劣跡。這裡面最厲害的是劉宗敏，他佔據皇親田弘遇府第，將其中數十名女性盡數掠去，而在追餉活動中，為了保命，甚至還有明官獻出妻女家小，收買農民軍領導人或下屬將領，軍紀之壞，已經全無章法。甚至到夜間，“兵丁斬門而入，掠金銀奴女，民始苦之。”（《流寇志》）

大順軍領袖在追餉、搶奪美女的狂潮中，還爭著攀比享受，除了李自成入居皇宮外，各將帥則“分居百官第”，如劉宗敏佔都督田弘遇府第、李過佔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佔万駙馬府、田見秀據曹駙馬府、李巖佔嘉定伯府等等。　劉宗敏是其中行事最惡之人，“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甲申核真錄》）這是對劉宗敏治下軍隊最真實的寫照。對北京老百姓來說，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這支秋毫無犯的義軍就成了左良玉的軍隊了，甚至還不如左良玉的軍隊。李自成最初曾號令軍隊：“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綿。”這些命令在追餉面前，都蕩然無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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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淪為盜匪（3）

而就在這時候，本應該替李自成矯正思路的文臣們也表現得不盡如人意。文臣之首牛金星做起了太平宰相的夢，每日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陶醉在被人山呼海擁、諛詞滾滾的氛圍中。其他眾臣也認為大勢已定，開始論功行賞了，包括曾經有過出眾才能和極高戰略眼光的謀士顧君恩，也開始腐化，每日只知挾妓取樂，不思進取。而他們忘了，佔了北京並非佔了天下，也並非佔盡了人心，因為最根本的土地問題、財政問題並沒有解決，還有極大的威脅仍然存在，明朝還有半壁江山沒有打下來，關外有清軍，關內吳三桂的軍隊正在行進途中，江南還有左良玉高傑的軍隊，明朝殘餘勢力仍在。但在復仇者的快感中沉醉，上下都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

在李自成治下群臣中，頭腦最清醒的是李巖。在眾人皆醉的時刻，他以難得的清醒和理性，給李自成上了一份“不合時宜”的奏章，對此，《明季北略》中有記載：

制將軍李巖上疏諫賊四事，其略曰：

一、掃清大內後，請主上退居公廠。俟工政府修葺灑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進）大內。決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群臣演禮。

一、文官追贓，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汙者發刑官嚴追，盡產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

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吳鎮（原作“各鎮”，據《小史》改，下同）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吳鎮，許以侯封吳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後“知道了”，並不行。

李巖的這份奏章，是對當時形勢最清醒的認識。他提出了幾個注意的事，一是大局未定，關外滿清勢力未除，登基之事，享樂之舉，應該在清除外患的基礎上再議；二是追贓影響軍紀，必須停止；三是國內形勢未穩，還應乘勝追擊，穩定陣腳，明朝殘餘勢力特別是左良玉的軍隊仍然控制著大片土地；四是對於吳三桂父子一定不能輕視，山海關城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最好以招撫為主，防止明室反撲。可惜的是，這些道理雖然完全正確，但此時的李自成已經在勝利喜悅中難以自拔，竟然視而不見，甚至認為李巖此時的提法很掃興，於是只簡單的在奏章上做了個“知道了”的批覆，並沒有任何舉動。由入京到被迫出走，不過一個月時間，李自成軍隊腐化得竟然如此之快，實屬罕見。在京的時間裡，李自成並沒有急於稱帝，但他手下的文臣武將卻已經漸漸變質，渴望永遠享受這樣的生活了。李自成在這段時間沒有拿出任何更先進的政治綱領和戰略計劃，即使官制也還是延續著明朝的舊制，對明朝的財政制度，他一無建樹。對於李巖的建議，他不聽，最後的、也是最好的一次良機喪失了。

李巖上書參政，卻不知這個時候他自己已經陷入困局。最大的敵人竟是他最好的朋友牛金星。牛金星是李巖舉薦的，李巖待他有推薦之恩，但此時，牛金星已經將他當成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