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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抗禮。在這個形勢下,比較不幸的是明朝內部又出現了幾次大的黨爭,更有如火上加油。
黨爭的導火線是“三大案”。“三大案”分別為“紅丸案”、“梃擊案”、“移宮案”,三個案子發生在萬曆至天啟初年,表面上看來似乎與崇禎無關,但對明朝整個朝政的影響卻是巨大的。這三大案由此派出出來的問題,同樣是萬曆與天啟這兩位皇帝留給這位十七歲少年的又一筆債務。
這三起案子源頭在於明神宗朱翊鈞在皇位繼承權上的昏昧舉動。神宗有兩個兒子,長子朱常洛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為鄭貴妃所生。朱翊鈞寵愛鄭貴妃,有意立朱常洵為太子。按照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則,應當是“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即嫡長子繼承製。嫡子必須是皇后所生,現在皇后無子,自然應當以長子為尊。因此,多數大臣主張立朱常洛為太子。這種爭論一直持續了很多年,最後,終於還是以皇帝妥協為結束,是之為“國本之爭”。
三大案就是在國本之爭的背景下發生的。明神宗處理不好的家事,後來引發了極大後患。萬曆四十三年,先出現梃擊案,這是針對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有意識的刺殺行動。一名叫張差的人進宮手持棍棒行兇,被當場抓獲後由此牽連到了鄭貴妃與福王朱常洵,朝中大臣對此事的態度分成兩派,但因萬曆皇帝不願深究,此事在幾次廷審後不了了之。此後又現了紅丸案,這是在萬曆死後、太子朱常洛剛剛繼位後發生的事情,又是針對新皇帝朱常洛的行動。鄭貴妃送給新皇帝幾位美女,因耽於酒色,朱常洛病重,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結果這一粒紅丸就要了這位短命皇帝的命,朱常洛死後,有人懷疑是鄭貴妃暗中下的手,朝中再起紛爭,但終於還是未揭明真相。再往後,又發生移宮案,主要是針對一手帶大朱常洛長子——後來成為天啟皇帝朱由校的李選待(因為當時朱常洛有兩個妃子,一在東宮,一在西宮,都姓李,故而這兩人被稱為東李西李,這位選侍是西李),朱常洛死後,這位西李不願搬出正宮(即皇后有資格居住的乾清宮),想控制小皇帝,重新效仿當年鄭貴妃專權舊事,由此引發一場軒然大波,在東林黨人的策劃下,群臣逼朱由校將西李驅出乾清宮,移到了宮女居住的鸞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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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債可以重來(2)
這三大案的產生是歷史遺留問題,根源在於神宗時期對皇位繼承問題的曖昧不清和偏私情結,但真正捲進去的卻是整個文官集團。在三大案中,文官集團繞著國本問題,後宮問題,皇權歸屬問題,與皇室中的各種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爭論激烈,鬥爭殘酷,因東林黨出力較大,成為黨爭中最大的派系。東林黨人雖以清流自居,但在行事上仍然走黨同伐異的路子,由此也為黨爭埋下了伏筆。這三大案之後,文官集團與後宮集團形成了明顯對立的格局,朝政內部圍繞國本問題歷經數年,始終鬥爭激烈。
從明朝建朝起,朱元璋就唯恐臣子結黨,後來殺功臣藍玉、宰相胡惟庸都是借結黨為由下的手,但他不曾料到,在他死後,黨爭依然是明朝政治最大的特色。到明朝晚期,營私結黨已經成了一種官場潛規則,明朝的政治不是清明政治而是唯親政治。黨爭的最直接後果,破壞了文臣內部正常執行的環境,甚至破壞了表面上的和諧。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最嚴重的是,黨爭削弱了文官集團的核心控制能力,而讓皇權真正的落入到了另外一種政治勢力的控制下。文官集團與後宮集團的矛盾空前激化,給太監——這種後宮的特定的人群提供了一個更大的操縱一切變局的空間,因為真正親近皇帝的人,不是鐵骨錚錚的清流,而是他們。
後來魏忠賢當政後,三大案的翻案之風抬頭,本來在這次國本之爭中一直如同行屍走肉般的天啟帝此時已經由少年變成青年,突然間也“醒悟”,借三大案打擊自己討厭的文官勢力。黨爭之戰,再次掀起高潮。
天啟對曾經維護了他利益的文官集團突然翻臉也是有原因的,即出於對政治的無興趣,更是出自於一個未經風雨的少年對複雜世事的本能的厭惡,及對黨爭之中亂哄哄的局面有意識的迴避。天啟信任魏忠賢,在某種程度是出於文官集團的深深厭煩。(這種厭惡與迴避其實在崇禎身上也有,後面我們會提到。其實神宗也是如此,他後期如此的厭煩張居正,其實是厭煩整個文官集團,以至於最後竟然幾十年不上朝。他們爺孫幾人,儘管性格迥異,但在這一點竟然驚人地相似,這不能不體現出明朝政治中極為令人不安的隱患)在這種情況下,他轉向後宮深處,做木匠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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