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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決策提供幫助。

只是這個制度從一開始就有本質的缺陷，那就是閣臣的地位較低，只有議事權，沒有參政權，對於封疆大吏並無多少震懾作用，於是後來又將各部尚書拉進內閣，成為省長兼秘書班成員的格局，如此一來，前面的矛盾似乎解決，但其實內裡是更加激化。這個只要想一想就清楚，內閣雖然多為各部尚書組閣，但按照分權原則，內閣大員與各部的關係是平等的，內閣大學士只是對皇帝負責，有顧問的性質，但並非上下級關係。內閣想要左右朝政，在法理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內閣的決策必須要求閣臣首輔首先擺平各部同等級別的官員，這樣才不至於被人指責為明不正言不順，但即使擺平了各部，各部的所有要員都是自己的人了，還是有問題，內閣想要做點事，必須要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行得通，你擺平了所有人，擺不平皇帝也是沒轍。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閣臣想要辦點事，靠一人之力根本不行，只能利用人際關係，搞制衡戰術，這樣怎能不結黨，不弄權？因為不弄權就辦不了事。

這成為明王朝直至滅亡也沒有解決的問題，而且明朝還有一個完全可以把好皇帝變成壞皇帝，把清正君子變成陰騭小人的制度，那就是“批朱”制度。

所謂“批朱”，相當於現在的蓋印。批朱權是皇帝的權利，也是明王朝辦事的最後一道程式，批朱之後，意味著最後拍板，而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利，本該由皇帝完成，後來卻落入了內宮的手中。

明朝內宮的司禮監，也是一套秘書班子，所不同的是，這是“生活組”，直接和第一首長接觸，與群臣在道義與行政上沒有隸屬關係。但是司禮監卻是閣臣意見上情下達的一個重要環節，因為司禮監的工作包括對閣臣奏章進行立卷分類，然後進奏皇帝，再轉發下去。於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明朝的太監會有這麼大的權利，。中間的環節全是由太監完成的，哪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卡殼”，這完全取決於太監是否願意對這件事上情下達。明朝的大多數皇帝，從小在“講筵”的氛圍長大，生下來就得面對四書五經，家國大事，還有那些語言乏味面目可憎的閣臣講師，因此皇帝們對於處理瑣碎事務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厭倦，把閱讀檔案的繁瑣事假手太監，樂得自己清靜，竟然成了很多明朝皇帝最願做的事。從明朝的正德皇帝開始，上情下達這個環節就全部掌握在司禮監的手裡，甚至最後批朱權都落入他們手中了。國家大事，就這樣視如兒戲了。

但對閣臣來講，這絕不是兒戲。於是，閣臣要想辦事，除了要有能力擺平其他各部外，還必須要與太監勾結，這成了要完成一件事情必須要走的程式，反之則事必不成。這方面有最好的例子，就是張居正，他在位十幾年，如果不是和內宮中司禮監頭領馮保聯成一體，政令哪得暢通？這就是明朝官場上的一個潛規則。後來溫體仁幹倒周延儒，魏藻德駱養性再次幹倒周延儒，都是掌握了這個竅門。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明朝，閣臣不弄權，不結黨，根本行不通，這不是閣臣道德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內閣與六部的權力問題，是一切黨爭的根源，本來是為了防止閣臣弄權才定的制度，最後竟然反噬過來，成為閣臣弄權的原因。閣臣弄權，大都源自於與內宮勾結，而閣臣整倒閣臣，同樣可以利用這個“內外勾結”的牌說事，張居正死後，就有人指責他勾結太監馮保專權，於是這個名譽本來極為好的人一夜間就成了道德敗類。明朝大臣的弄權分為兩步，第一步是勾結內宮，第二步則是打反“勾結內宮”這張牌，兩步都同樣有效。到了國本之爭的時代，籍貫親疏，個人好惡，親情鄉情，都成了結黨的條件，令黨爭越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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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的文官傾軋（5）

制度上的巨大缺陷在崇禎一朝開始充分暴露出來，崇禎不是昏君，他在執政後也發現了這個制度上的怪圈。制度上的弊端導致了群臣以弄權為已事，導致群臣在道德上的空前低下，辦事效率上的空前低下，忠誠指數上的空前低下，雖然他一心想中興國運，但是他自己對這個制度卻既無任何修正的本領，也沒有完善的對策。在這種挫敗感和無力感面前，崇禎把失望情緒轉為對整個文官集團的不滿和不信任。崇禎沒預料的是，在這種對立的狀態下，文官集團對皇帝也同樣的高度不信任。於是這種對立成為了大明王朝在人事制度上的主旋律。

在這個主旋律的指引下，本應該是國家公僕的群臣一方面紛紛尋找能自保的方式，明哲保身，用一些表面化的東西來欺騙皇上；另一方面則是繼續結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