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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賢臣都明白一個道理：經濟是決定政府是否能健康生存的基礎。明朝太祖朱元璋建朝伊始，就對農業生產極為重視，到成祖時代依然走的是“重農抑商”之路，後雖歷經戰亂，但農業為本的宗旨未變。明朝在財政上第一次大的危機來自明武宗執政的正德年間，當時因為土地兼併嚴重，財政上出現了較大的赤字，後經明世宗嘉靖一朝，嚴嵩任首輔間，只忙於弄權，媚上，黨爭，視人民疾苦、國家經濟於無物，終於令得明朝財政一敗塗地。

直至明神宗萬曆年間，中國歷史少見的大政治家張居正上臺以後，朝政形勢才有所好轉。張居正不但精於政務，更是明朝史上少有的經濟學家，對於財政問題看得極為清楚。他推行的“一條鞭法”簡化稅收，用貨幣來取代實物，不但促進貨幣的流通，形成商品經濟，更限制了官吏巧立名目，巧取豪奪；還起到了抑制土地兼併的作用。張居正執政以來，明朝的賦稅增加，國庫糧食充盈，足夠全國民眾十年的消耗，“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明史·張居正傳》）

可惜的是，賢臣如張居正，卻沒有能碰上賢君。張居正死後，神宗出於對張居正本人的仇恨，開始毫無理智地破壞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及各項改革，不但張居正被他毫無人性的清算了，連帶著張居正建立的種種制度也被全部廢棄。神宗設礦監，意欲將天下財富集於一身。張居正為明朝所做的努力被逐漸消耗殆盡。神宗在位四十多年不死，這是明朝乃至整個中原社會的悲哀。等到他好不容易死了，他兒子朱常洛只做了一個月的皇帝就送了命，再換上比他還不如的天啟帝朱由校，張居正苦心孤諳的改革徹底沒有了後來人。這裡也必須看到，閣臣自張居正之後再也沒有了強人。東林黨人自稱清流，以黨爭和倒魏為己任，但他們中間，多空談道德之士，卻沒有一個真正能把經濟放在首位的幹才，這些人雖然有清風傲骨，可是和張居正比起來，頭腦認識上差的就不是一點半點了。

崇禎繼任後，財政已經千瘡百孔，溫、週二位首輔上任後，忙於內鬥，對於處理財政問題並無良策。同期的另兩個大問題：流民問題與關外問題均與當時財政問題有直接關係。

流民問題自萬曆年間就開始出現，到崇禎年間逐漸升級。一條鞭法破壞以後，土地兼併現象嚴重，農民無地可種，但按名冊還要交納各種賦稅。於是農民紛紛逃離土地，成為流民，李自成之流也就應運而生。有關這個問題，在後面李自成章節還要提到。這裡先不多述。事實上，流民問題存在多年，解決的途徑並非沒有：如果明朝有一任賢臣有君貴民輕的思想，肯拿出精力財力賑濟災民，或再進一步，改革土地制度，當可順利解決。可是，面對流民問題崇禎還不得要領的時候，另一個大問題又進入白熱化，那就是關外問題。

關外問題同樣存在多年，從明朝建朝開始就始終沒有解決。出現這個現狀與帝國最初的形成有關，明朝天下是從蒙古人手中搶來的，從明朝建關開始，漢家天下與少數民族的鬥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當年徐達為了追殺元順帝，將戰事擴充到燕山以北，並建山海關作為京師最後的屏障，但無法繼續深入，元朝殘餘勢力趁機佔領了遼東大部分土地。此後多年間，雙方為了搶奪土地資源，掠取財富，多次發生戰爭，這是歷史遺留問題。歷任明朝君主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不得不做軍備上考慮。於是就牽扯到了龐大的軍費開支。

天大地大錢最大（2）

崇禎上臺以後，發現他的錢極不夠用，主要的一筆大頭，就花在了這個軍備開支上。而他哥哥和他爺爺留給他的這個爛攤子，不僅僅是潰爛的人事制度，慘遭破壞的土地所有制，還有軍事制度上的問題，那就是歷經幾朝沒有解決的欠餉問題。

自萬曆年間後，滿清皇朝的前身——後金國的興起和掠奪性的進攻對明王朝的財政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因為土地制度已經破壞，荒地增加，地方官吏的橫徵暴掠，人民的生產資源和生活資料極度缺乏；同時因為皇室巨大的開銷，閣臣間的奢侈用度，地方官吏的對稅收的瞞報漏報，張居正年間填得滿滿的國庫很快就空了。與之相對應的是，明王朝還有一支龐大的軍隊和相當冗積的官僚隊伍。此時的明王朝如同一個全身插滿吸管的巨人，需要不斷的補充給養，才能負重前進，與之相比，努爾哈赤領導下的後金軍隊則是完全輕裝上陣。

在這樣的緊急關頭，偏偏崇禎的運氣又不好，他在位的幾年間不斷出現天災，這直接造成了生產資源的嚴重破壞，人禍加上天災，使財政上的困難達到建朝以來最嚴重的地步，而崇禎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