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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劉一景面見皇帝，言明：“若熊廷弼在，局面決不於此。”（《明史·熊廷弼傳》）

於是，重新啟用熊廷弼的呼聲越來越高，皇帝再次聽從了閣臣們的建議，那些曾經攻擊過他的人盡皆被貶斥。

遼東百姓與將官們等待著熊經略的回來。他們沒有白盼，距上一次離職一年多時間後，熊廷弼真的又回來了。這一次，他登臨山海關城經略遼東，手中仍然拿著尚方寶劍，而且還帶著二十六萬軍隊，其中僅廣寧（今遼寧北鎮縣）駐軍就十二萬，“議餉千餘萬”，光是撥往廣寧的火藥就有二十多萬斤。此情此景，令遼東軍民無比振奮。

所有人都以為這一次，熊經略一定可以大展抱負了。連熊廷弼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但其實，他這第三次的復職，絕非善事，相反，更大的危險伴在他的身邊。

熊廷弼走馬上任遼東經略，沒想到的是，這次要面對的敵人不是努爾哈赤，而是身邊的同事——廣寧巡撫王化貞。而扶持這個對手的人，也是他在朝中的老對手——文官集團。

明朝的黨爭之禍，並不僅僅是隻限於天子腳下，而且一直延伸到社會生活中的各各方面，前面說過，黨爭導致用人制度被破壞殆盡，這個後果，自天啟年開了個極壞的頭，第一個深受其受害者就是熊廷弼。

王化貞，山東諸城進士出身，長期來分守廣寧，史書稱其“剛愎自用”、“好漫語”，因為與兵部尚書、閣臣張鶴鳴的私交不錯，扶搖直上，成為廣寧守將，此次提拔熊廷弼，為起節制之用，朝廷將他也升了官，給經略熊廷弼做副手。

“經撫不和”的苗頭從一開始就出現了。。熊廷弼根據遼東戰事的經驗教訓總結出：在擁有一支強大的騎兵隊伍之前，明軍是無法與精銳的後金軍在一馬平川的遼河平原上野戰的。因此；必須“以守為戰”。也就是這個理論基礎上，他提出了“三方佈置策”的戰略思想。

“三方佈置策”精髓是：以廣寧為主，重點佈防，抵擋努爾哈赤的精銳部隊，在天津、登州、萊州置舟師（也就是建設海軍）襲擾敵軍側後；經略駐節山海關，節制三方，徐圖進取。今天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穩妥有序的戰略。但是在紙上談兵急功近功的明廷閣臣眼中，防守從來就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王化貞就對此論持相反的觀點，與熊廷弼大唱反調。。他堅持宣稱“不戰必不可守，不過（遼）河必不可戰”；要以投降後金的李永芳為內應，借察哈爾林丹汗蒙古兵四十萬，甚至誇下海口“願以六萬兵進戰，一舉蕩平！”

王化貞的大唱反調似乎極為反常，照理他本是熊廷弼的下屬，怎敢與上級對立？但其中的內情卻是，與耿直、忠誠、不擅長曲意逢迎的熊廷弼相比，王化貞走的是另一條路線，他是內閣大學士葉向高的門生，而這位大學生的後臺則是閹黨首領魏忠賢。兵部尚書張鶴鳴又是熊廷弼的對頭，在這個形勢下，王化貞其實是直接取得了權利集團的肯定的。張鶴鳴甚至暗中授意，可以不理會熊的領導，便宜行事。

也正是因此，當與熊廷弼意見相左時，王化貞索性擁兵自立了，在兵部的授意下，他將一切軍務全部交給熊廷弼，軍隊則自己來領。明廷在遼東擁有大軍二十萬，張鶴鳴全部交給了王化貞領，熊廷弼空有經略之名，能帶的兵不過五千。

就在這個極端不利的局面下，又發生了一件事。當時還只是一個都司的毛文龍率二百餘人突襲了鎮江。王化貞乘機大力宣傳自己的進攻策略，稱為“奇捷”，熊廷弼卻認為，此舉乃純屬盲目冒進之舉，打破了“三方佈置策”，此乃“奇禍”！這場紛爭把整個朝廷都捲了進去。天啟二年正月十一日，張鶴鳴主持召開緊急會議，有八十餘名大臣參加；最後提出了十幾種解決方案，但最後決定的竟然是：支援王化貞的意見。

世間已無袁崇煥（4）

經撫不和，必然導致最後的失敗。熊廷弼很不幸，他是第一個處在這漩渦中的將領。明朝軍隊的策略之爭一直延續了幾十年，爭論的焦點就是在面對遼東的形勢，“守”與“和”是否可行的問題，多年來，面對滿清，“守”與“和”這個非常正確的作戰策略一直被不懂兵法的所謂閣臣“主戰派”打壓，也直接影響到皇帝的判斷。這年的十月，遼河冰凍，廣寧人以為後金軍隊一定會渡河襲擊，紛紛逃竄，兵部尚書張鶴鳴認為遼東形勢不穩，要熊廷弼強攻，熊不從。但王化貞卻堅持執行這個錯誤戰略，經撫之爭，最後以熊廷弼的妥協告終，王化貞幾次進攻，無功而返。反而被努爾哈赤知悉了其實力，熊廷弼不得已將指揮部由山海關移至右屯。

決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