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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工作。大會的代表有些是受敘利亞政變當局的影響的，同他們一個鼻孔出氣。敘利亞人現在也提出要召開民族大會，並要伊拉克派代表出席。地區領導圍繞是否派代表出席民族大會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最後決定派代表去敘利亞，並提出召開一次所有爭執的各方都參加的特別民族大會。事實上，透過選舉運動已佔壓倒優勢的薩達姆所代表的一派提出這一建議是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以爭取時間，因為他相信已進行的選舉和選舉出的、未經他們批准的領導人對敘利亞人來說是不受歡迎的，以民族領導自居的敘利亞領導對伊拉克新選舉出的領導是不會就此罷休的，它一定會任命它所滿意的地區領導的。

那天夜裡，按計劃選出了新的地區領導：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薩達姆·侯賽因、克里姆·謝哈利、薩利赫·馬赫迪·阿邁什、塔哈·賈扎拉維、阿卜杜拉·哈立格·薩米拉伊、薩拉赫·奧瑪爾·阿利、伊扎·穆斯塔法和阿卜杜拉·薩魯姆。

薩達姆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向大會建議說：“如果民族和地區領導發生意見分歧，並導致民族領導決定解散地區領導時，伊拉克的地區領導只有在它的代表大會前才能被解散。在這個基礎上，地區領導可召集地區特別大會，要求選舉新的領導。”

有趣的是所有的與會者，其中包括那些執行敘利亞方針、路線的人對此項建議意見竟完全一致。事實上，這項決定的意義在於取消了自稱對伊拉克黨組織擁有一切權利的民族領導的權力。

大會結束一個半月後，新選舉的地區領導成員從大馬士革電臺裡聽到了被開除的訊息，於是地區領導趁熱打鐵，根據上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召開了一次特別大會，對地區領導進行重新選舉。

從那天起，地區領導宣佈同大馬士革及其政府公開對立，在復興黨內正式分裂，在伊拉克國內開始了對黨員進行教育的運動。

新領導的職務分工很明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任書記，薩達姆·侯賽因任副書記併兼任巴格達支部、婦女、農民組織的工作。新領導機構還成立了特殊機構，被稱為“薩達姆機構”，由文職人員組成，在發動革命中起某種特殊的作用，這個機構也由薩達姆·侯賽因負責。

黨的工作按照新的工作方法蓬勃展開，為在近期內依靠自己的力量及聯合群眾組織，首先是武裝部隊中的進步人士再次發動革命進行精心的籌劃和努力。

黨的原則、思想、意識日臻成熟了。

鬥爭的高潮漸漸來臨，零點的鐘聲就要敲響了。

“特洛伊木馬”（上）

沒有一個革命者是不尋求政權的，但作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政權對他來說並非最後的目標，它只是徹底改造社會的一種手段和工具。

1968年，伊拉克復興黨的領導在對國內形勢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堅信統治當局已從內部動搖，國內的革命運動將會擔負起政治、社會改革的重擔。

復興黨選擇的辦法是從內部推翻政權。因此立即在統治當局的支柱當中尋找臨時的“同盟者”，攜手進行變革的任務，與此同時，集中力量加強黨組織的建設。

在這期間，海爾丹·塔克裡蒂從歐洲回來了，他是被阿卜杜拉·薩拉姆·阿里夫驅逐的。回到巴格達後，復興黨同他聯絡，由他充當復興黨領導和共和國宮衛隊長易卜拉欣·達烏德之間的聯絡人，儘管他同復興黨沒有組織關係。

與此同時，復興黨領導繼續進行“特殊機構”的建設，那機構是由黨員和久經考驗的愛國主義者組成的，他們還想辦法弄到武器。根據審慎的《薩布拉計劃》，還購買了復興黨領導成員和特殊機構人員衝入共和國宮時穿的軍裝。武器和軍裝都隱藏在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和薩達姆·侯賽因家的密洞裡。

為了預防萬一，不使統治當局發現復興黨有異常的活動，“薩布拉計劃”還安排了大多數特殊機構成員參加了當時圍繞伊拉克政治狀況而廣泛舉行的討論會，討論會的主要議題是：“我們是否參政？誰同意，誰反對？”一些領導成員親自參加這些討論會，指導他們圍繞是否參政問題進行討論。

當時，還有另一項活動正在秘密地進行，將一些黨內同志分散到三個地方：艾迪布·穆夫蒂、克里姆·納達和薩阿德·拉威三個人的家裡，等待訊號，開始行動；而將特殊機構的成員全部集中到卡爾赫區的七月十四夜總會待命。

但是確定的行動時間取消了，“薩布拉計劃”也作了部分修改，沒有召開討論會。

行動的時間確定在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