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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群眾中的威信。於是，政委羅瑞卿和軍長王良、參謀長粟裕安排部隊作好戰鬥準備後，就由東路軍指揮部特務連連長帶路，來到大禾鎮外一間頹垣斷壁的房子裡觀察地形。

三人正用望遠鏡觀察，突然鎮內“砰砰”打來兩槍，只見王良身子一震，就伏在牆頭上了。羅瑞卿和粟裕趕緊扔下望遠鏡去扶他，扶起一看，頭部一槍，胸口一彈，殷紅的血正咕咕地冒出來，羅瑞卿把王良抱下牆來，輕聲而急切地呼喚著：“王良同志！王良同志！”

可是，王良軍長已經不能再回答親密戰友的呼喚了。

羅瑞卿悲憤萬分，他拔出駁殼槍，與參謀長粟裕迅速交換了意見，向嚴陣以待的紅軍戰士發出了進攻的命令。

乘勝回師的紅軍戰士們如猛虎下山一般，向羅瑞卿指示的敵人的薄弱處，撲進大禾鎮土圍子，迅速解決了這支不識時務的地主武裝。

戰鬥結束後，羅瑞卿仍然不願承認朝夕相處的戰友已經犧牲，他讓戰士們用擔架抬起王良的遺體，火速回師，直到進入蘇區會昌。

在會昌，羅瑞卿親自主持了全軍為王良軍長召開的追悼會。在安葬戰友時，羅瑞卿把王良使用過的一塊懷錶用紅綢包好留在了身邊，以志懷念。每逢戰鬥勝利，就開啟紅綢，上緊表弦，同時低聲告慰戰友的在天之靈：“我們又勝利了！”

直到全國解放，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建館之初，羅瑞卿把這塊錶盤已經斑黃的懷錶捐獻出來，陳列於館內。在他的心目中，王良同志同千千萬萬為革命事業捐軀的英雄一樣，永遠活在戰友的心中，永遠活在後繼者的心中。

王良犧牲後，周昆繼任紅四軍軍長。紅四軍回師中央蘇區後，羅瑞卿率領紅四軍參加南雄、水口戰役，然後在江西最南部的全南、龍南、定南地區分兵發動群眾。8　月間，羅瑞卿由於面部傷口老不封口，又住院治療。10月參加了建寧、黎川、泰寧戰役，　11　月參加了金溪、資溪戰役。此時毛澤東已經被迫離開了紅軍領導崗位。但是由於朱德、周恩來仍然按照紅軍中已經牢牢紮根的毛澤東式的戰略戰術進行指揮，所以，仍然取得了很大勝利，為反擊第四次“圍剿”奠定了基礎。

1933年1　月，蔣介石在其實現“圍剿”鄂豫皖和洪湖根據地第一階段的軍事計劃後，便跑到南昌組建行營，召開軍事會議，精心策劃第二階段的軍事“圍剿”計劃——進攻中央蘇區。接著，他委任何應欽為贛粵閩邊區“剿共”總司令，自己兼任江西省“剿共”總司令，調動九十個師約四五十萬兵力，分左、中、右三路，以合圍之勢，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四次“圍剿”。

中路總指揮是陳誠，中路人馬為“圍剿”軍主力，多系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裝備十分精良。當時，陳誠的軍事部署是：三個縱隊共十一個師，採取外線作戰、分進合擊的戰略，向中央蘇區東北部的建（寧）、泰（寧）、黎（川）

紅色區域實行包圍截擊，企圖一舉消滅中央主力紅軍。其中第一縱隊對紅軍威脅最大。這一縱隊由羅卓英指揮，下轄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師三個師，從宜黃、東安出寧都、廣昌，襲擊主力紅軍和蘇區的後方及歸路。中央紅軍經過一個月的激戰，但是由於中共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錯誤指揮，收效甚微，損失極大。

此時羅瑞卿已被任命力紅一軍團保衛局長。1933年1　月，一軍團在黎川縣三都整編，決定撤銷軍的番號，軍團直轄七、九、十、十一共四個師。羅瑞卿隨第一軍團參加了這兩次重大戰役。

2　月初，周恩來、朱德毅然改變外線作戰，先發制人，強攻硬打的錯誤方針，採取退卻步驟。先以小股紅軍虛張聲勢，偽裝主力東渡撫河，將敵主力第二、第三縱隊向黎川方面吸引，大部分紅軍則掩旗息鼓地秘密向撫河西南方向的廣昌轉移，集中於廣昌的東韶、洛口地區隱蔽，等機會伏擊敵人。

敵人果然不知是計，敵第二、第三縱隊向黎川猛追，而敵第一縱隊各師遠離其二、三縱隊，由樂安、宜黃向廣昌前進。紅軍先以地方部隊不斷阻擊、襲擾迷惑敵人。當敵右翼部隊第五十二、五十九兩師進入宜黃南部的黃陂、大龍坪地區時，紅軍第一、三、五軍團各軍出敵不意，於2　月27日拂曉發起攻擊。這天，羅瑞卿和一軍團參謀長徐彥剛奉命率領七師、九師作為一軍團的右翼（左翼是林彪、聶榮臻率領的十師和十一師）至登仙橋一帶待機伏擊敵人。

據耿飈同志回憶說：黃陂地區山巒疊起，古木參天，在磨羅嶂一帶，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峽谷地帶，為敵人的必經之路。我們的一、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