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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參加了歡迎西班牙兒童的代表團，因為我奪得了百米賽跑的冠軍；伊斯克拉也參加了，因為她是全優生和社會活動積極分子。我們從歡迎會上帶回來對法西斯的滿腔仇恨和四個橙子。我們全班莊重地吃了這四個橙子。每人分到一又二分之一瓣，外加一點橙子皮。至今我還記得那橙子的特殊香味。

我還記得自己由於不能去營救切柳斯金號的船員①而傷心難過，因為我的飛機被迫降在雅庫梯亞，沒能飛到北極探險站的營地。這是一次真正的迫降，原因是我沒背出一首詩，得了個“劣”。後來我才把這首詩背會了：“是的，我們那個時代的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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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切柳斯金號”1933年1O月在白令海峽被浮冰圍困，向北漂移、起初被凍住．後被擠毀，蘇聯政府及時採取措施，出動飛機，將全體船員救出。

注：②引自萊蒙托夫《波羅金諾》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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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這樣的：教室牆上掛著一幅自制的大地圖，每個同學都有一架飛機，得一個“優”便可以向前移動五百公里，可是我得了個“劣”，於是我的那架飛機被取了下來，不準再飛。這不只是登在教師記分冊上的一個“劣”，它對我本人來說很糟，對被我坑苦了的“切柳斯金號”船員也有一點（也稍稍有些）糟糕。

搞這張地圖是伊斯克拉想出來的。

在九年級時，瓦蓮金娜·安德羅諾夫娜讓我們以《我願當個什麼人？》為題寫一篇自由發揮的作文。全班同學都寫了他們想當個紅軍指揮員，連沃維克也想當個坦克兵，從而博得一陣歡呼。是的，我們都真心實意地希望自己的命運是嚴峻的。我們自己選擇了這種命運，盼望能夠參加陸、海、空軍，我們自認為是男子漢大丈夫，當時最有男子漢氣概的職業莫過於當兵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非常走運。上八年級的財候，個頭兒就趕上了爸爸。因為爸爸是紅軍指揮員，所以他的舊軍裝就歸了我。這套軍裝包括軍服上衣、馬褲、軍靴、軍官皮帶、軍大衣和用一頂深灰色呢子做的布瓊尼式軍帽。在一個美妙的日子裡我把這套漂亮已極的軍裝穿上了身，整整十五年都沒有脫下來，直到復員為止。當時軍服的式樣已經改變，但內容依然如故。它仍舊是我那一代人的服裝——最漂亮、最時髦的服裝。

所有小夥子都對我羨慕不已，連伊斯克拉也不例外。

伊斯克拉試了試我的軍服上衣之後說：“我穿著當然是大了一點兒，可是穿著它多舒服呵，特別是把皮帶束緊點。”

我經常回想起這句話，因為它有時代感。我們人人都盡力把腰帶束得更緊，好象每時每刻都會應徵入伍，好象整個隊伍是否能投入戰鬥去奪取勝利的戰備狀態都取決於我們的儀表如何似的。我們當時還年輕，但是渴望的並非個人的幸福，而是個人的功績。我們還不知道，要建立功績，先得播種和培植。它是慢慢地成熟起來的，要經過一個看不到的充實力量的過程，以便有朝一日能進發出耀眼的火焰，這火焰的光芒將長久地照耀著今後的幾代人。對於這一點，我們當時並不知道，而我們的經歷過革命烈火考驗的父母卻非常清楚。

我似乎記得，我們誰家也沒有浴室。噢，不對，有一家是有浴室的，不過這事日到以後再談。我們通常是三個人一起上澡堂：我，帕什卡和瓦利卡。帕什卡先是用硬得要命的擦子給我們搓背，然後要在蒸汽浴室裡美滋滋地呆上好久。他要求熱得無法忍受的蒸汽，我和瓦利卡為他潑水供汽，但是我們自己卻坐在下層，帕什卡則在最上一層嘲笑我們。

“年輕人，你們好呀！”

有一回濟娜的爸爸，安德烈·伊萬諾維奇·科瓦連科羞羞答答地用木盆遮掩住下體，側著身溜進蒸汽浴室來。他一絲不掛的時候更顯得瘦小和難看了。

“你們這兒熱了點兒。”

“這還算熱呀？”帕什卡在上層鄙夷地大聲嚷道，“這才不過是亞熱帶的氣候！純粹是安納帕①！（注①安納帕，蘇聯克拉斯諾達爾邊區中心，瀕臨裡海，氣候溫和，為兒童療養地。）喂，瓦利卡，再加點熱汽！”

“輪到鮑裡卡了。”瓦利卡說，“鮑裡卡，加汽。”

“有必要嗎？”科瓦連科怯生生地問道。

“有必要！”我不客氣地頂了一句，“蒸汽不會把骨頭燙斷的。”

“那得看對誰了。”科瓦連科淡淡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