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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萬日元，而當時每年的正常財政支出僅為6000萬日元，足見其扶持私營企業的決心和力度。日本近代工業向機器化大工業過渡因此得以迅速崛起。反觀洋務運動，雖然也是一場發自清政府內部的改革，但其重點只限於學習西方科技，試圖以興辦工商業來增強國力。在30年後的甲午戰爭中，中國一舉敗於日本，僅止於技術層面的洋務運動最終被日本的殖產興業政策擊潰而掃盡了顏面。

到了軍閥混戰的北洋時代，國家資本急劇衰落，近代工業中的民間私營企業獲得了相當的發展，相對的比重有所上升。有學者認為，北洋時代是中國民間私營企業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原因是政局動盪，軍閥忙於馳騁征戰，無暇制約私營企業。北洋政府雖然倡導民間私人資本，但與歷屆集權政府區別不大，只不過軍閥割據形成了眾多地方權力中心，足以抗衡所謂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有其名而無其實，根本無法干預經濟，使國家壟斷資本一度衰落，給民間私營資本騰出了相當的空間。

民間私營企業主要集中於輕紡業為主的製造業中，而在鐵路、礦業、電力、機械製造等基礎產業方面少有投資，這些方面的投資主要依賴於外國資本，而且大部分集中於鐵路。民間私營企業的自發演進無法突破投資贏利的規律，脆弱的基礎產業顯然延緩了民族工業化的推進。

北伐戰爭爆發以後，民間私營業主將國民黨看成了希望，尤其是江浙一帶的商賈鉅富更將蔣介石奉為正統。他們站在國民黨一邊，給予了大量的經費支援，甚至天真地認為，既然幫助蔣介石建立了南京政權，那麼，他們與這個政權的關係就是股東與經理之間的關係。然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的實際情況仍然未有多大改善，官營企業的國家資本有限，在這混亂的年代難有起色。所接收的北洋官營企業大多低效、虧損累累，最初的經濟主角是民營企業和外國企業。

國民政府也曾明確表示要鼓勵民間私營企業，提倡個人興辦實業，凡是能夠由私人資本去經營的，應儘量由私人資本去辦，並鼓勵其改進技術。此時國家資本發展較少，民營企業的經濟活動空間相對寬鬆。基於財政來源的考慮，國民黨政權甚至對民間私營經濟有了比較大的依賴性，並且以發行債券、徵收稅目向私有產權強取豪奪，延續了傳統中國極權官僚體制的一貫傳統。南京政府後期，力圖“發展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國家資本開始迅速膨脹。民國時代的官營企業雖然在技術上並沒有得到紮實的發展，但是在比重上迅速激增。至1949年國民黨政權垮臺時，其固定資產總值已經佔據了全國的85％之多。

……

抑制民間商貿一直是中國曆代政權的傳統。所以，“農本商末”總是老調重彈，民眾總是被固定在土地上。即使暴富的商人集團也只能夾著尾巴，否則翻臉無情的皇帝老子的一紙聖諭即可抄沒其家產，打入大牢或梟首示眾。精明的商人只能賄賂官員以牟取商機，保護自身財產。――這是不得已的選擇，而且也未必有效。

正因為皇權專制時代潛隱的治國理念是“民窮國強”，所以私人財產總是被官府搜刮到枝幹葉盡的地步。也正因為民間財富的缺失，所以中國的社會結構始終如舊，難以掙脫固有的束縛，蛻變出新的商人階層。――大治大亂只在農民與王權之間爆發，獨獨缺了商人階層的博弈智慧，如果以商人的精明與王權協商，達成妥協，取得各階層利益的均衡格局，恐怕王朝的更替就不會像走馬燈一樣頻繁；而皇權政府動輒竭澤而漁，肆意抽取民間財富又造成了民間思想的土壤貧瘠，使得追求個人自由與解放的思想遲至晚明時代才得以萌發，直到晚清救亡圖存之時才有了一線轉機。

二、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1）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

將中西方的歷史做個縱橫比較，就很容易察覺，兩地社會的差別就表現在商人階層的有無。雖然兩地都有過鄙視商人的惡習，但西歐沒有中國那樣長久。中國的皇權專制社會一向秉承了“重農抑商”的傳統，但是，即便歷朝歷代的政策如此，也根本禁不住商人們的逐利衝動，至少在經濟貿易上，非但並不落後於西歐社會，反而遙遙領先。經濟史學家的資料顯示，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的1820年，中國仍然坐享貿易順差，而且國民總值位居世界第一。

文藝復興運動只是意外地彰顯了西方世界的個人主義自由精神。――思想的動力總是落後於現實的行動。1490…152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冒險和新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