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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流傳的什麼“個別老同志揹著組織在調查省領導問題”等說法，他不是一點都沒耳聞過，但也只是當“謠傳”聽那麼一耳朵而已，然後哈哈一笑，或默默地嘆口氣搖搖頭，就過去了。對這些“謠傳”，他從沒有真正上心過，也不可能讓它們在自己心中紮根，更不會讓它們影響自己日常的情緒和行為。所以，陶里根之行，給他的震撼就格外地大。勞爺臨死前掙扎著在他手掌心上寫下那“謀殺”二字，在他一向以來執著而又平穩的心態中幾近於發生了一場地覆天傾的震動。震動之所以那麼大，是因為這些在他看來本絕對不可能發生在“我們”中間的事，居然就發生了，而且確確實實是發生在組織內部，發生在“我們”中間。

他開始問自己：如果勞爺確是因為秘密調查“代省長問題”而被殺，事件的主謀又可能是“我們”中間的什麼人，那麼能說那個“代省長”真的猶如“白璧無瑕”，不存在一點問題？

他再問：如果這位代省長確有問題可查，那麼……那麼……那麼……那麼還要問什麼呢？

他覺得，假如真是那樣的話，要追問的問題就太多了。最起碼，應該有一群人被帶上歷史和政治的質詢臺接受質詢。其中的某些人甚至還應被綁上歷史的恥辱柱，接受公理和道義的審判。當然，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即便那位“代省長”的問題被整明白了，他本人最後也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是不是就能說解決了全部所有那些該解決的問題了呢？但是……但是……但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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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再一次驚愕似乎就不是來自意外了（6）

是的，又“但是什麼呢”？

他不願意再細想下去。

想得太多，太深，又解決不了，到頭來，只能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但事情已然到了這一步，完全不想，他心裡又難受，又不安。一種潛意識（操，又是“潛意識”）在告訴他，無論怎樣都不能把勞爺託付的這兩件東西輕易地交出去……

我們當然還不能說，他最後沒有交出這兩件東西，完全是這些潛意識起了作用。今天一大早，在李敏分家小院門外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也促使邵長水在最後一刻，竟然會莫名其妙地“忘”了把那兩件東西交給領導。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邵長水經過整整一夜的長途跋涉，剛回到大列巴巷，疲憊不堪地下了車，正要去按李敏分家門鈴，突然聽到有人在他身後輕輕地叫了一聲：“邵助理……”聲音清脆，氣息微細，似乎是個女人（女孩？）的聲音。他一驚。說起“邵助理”這稱呼，還有這麼一段前因。前邊交代過，邵長水奉命到刑偵總隊報到後，總隊的領導並沒有按常規應做的那樣，立即給他定崗定職，而且也不跟他說明其中的原因。（現在當然知道，這是領導故意安排的。他們就是要利用他這一段還沒有“定崗定職”的空白身份，以便派他去陶里根做勞爺的工作。）空掛了那麼七八天。他既不好意思找領導去催問，又不想閒逛，只得去光顧坐落在省公安廳大院附近街道上的一個區圖書館。他早就聽說，這個區圖書館因為緊挨著省公安廳，離省中檢、中法也不太遠。為了充分利用這個獨特的地緣條件，辦出自己的館藏特色，大概又因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緣故，它收集和收藏了在省內來說可謂最為豐富齊全的公安司法圖書典籍。尤其讓人感興趣的是，它擁有一份最為全面的剪報資料，收集了從解放初到今天為止，有關省內所有公安司法活動的新聞報道資料。這份“剪報集”中當然也包括了這幾十年省內破獲的許多大要案的報道，提供了足夠多的研究線索和資料。邵長水在省警校主講刑事偵查學時，就有心對本省的刑事偵查史做一次系統的全面的梳理，苦於沒有足夠的時間，也沒有足夠的資料，這件事一直就擱淺在那兒。現在，時間突然間湧到了自己面前，資料也近在了咫尺，“舊願”和“積習”讓他頻頻走進這個區圖書館的特色典藏室。一來二去的，就認識了這個“特色典藏室”的管理員曹楠。曹楠大概也就二十三四歲。小丫頭據說身上可能有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俄羅斯血統，長得俊秀清雅，白皙的面板下，清晰地顯露出一條條細細的淺藍色血管。她生性沉默寡言，少年老成。不知道為什麼，她總是稱邵長水為“邵助理”。邵長水笑著問過她，你幹嗎要封我這麼個官銜？她卻很認真地反問，那你讓我稱呼你什麼？總不能叫你名字吧。邵長水笑道，叫名字又有何不可？叫名字顯得親切嘛。她卻一本正經地搖搖頭回答，那不行。誰跟你親切？你們這些男人別儘想好事。你要覺得叫“邵助理”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