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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後，楊新海見到了他那位在法院當庭長的老鄉，他懇求老鄉：無論如何不要把他送到勞改場去，要想辦法幫忙把他留在看守所服刑，他說他害怕到了勞改場吃苦。老鄉告訴他：留在看守所服刑的一般要具備3個條件，一是所判的刑期較短或是殘餘的刑期，二是所犯罪行是非暴力性質，三是年老體衰、身體有殘疾或有嚴重疾病，不適合勞改。你犯的弓雖。女幹罪是暴力性質的犯罪，判的刑期在五年以上，加上你年輕力壯，這3條規定你一條也不符合，按規定是不能留在看守所服刑的。楊新海對老鄉的這種說法大為不滿，他認為是沒給老鄉送錢，所以老鄉不給他幫忙。

1996年春節前，楊新海被送到鄭州市新鄭監獄投入勞改。在監獄裡一開始砸石頭，據楊新海後來回憶說，那時每天要砸30車石頭，任務很重。楊新海身材小、力氣差，經常完不成任務，所以，他受到的批評多，表揚少。後來又改做假髮，一天要幹十多個小時，幹得兩眼發昏，做壞了還要罰錢。在那段時間裡，他感到實在難以忍受，幾乎想到了死。為早日離開那鬼地方，楊新海把自己偽裝成一副積極改造的樣子，肉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都咬牙堅持，一心努力勞動，騙得管教幹部的信任，爭取減刑。儘管作了很大努力，僅在服刑到第四個年頭的時候，被減刑一年，他認為，如果有錢給管教幹部送送禮，至少可以減刑一年半，這也在他的心裡留下了創傷。

楊新海在勞改場時雖然吃了不少苦，但卻練就了一手用錘砸石頭的功夫，這為他以後作案時用錘砸人打下了基礎。

五年出獄變本加厲四

1999年5月31日下午，楊新海走出了新鄭監獄。他揹著鋪蓋捲兒從監獄裡走出來，沒有人來接他。他沒有通知父親接他，他認為，父親來了有啥用？淨多花一個人的車票。此時他的心已經野了，他已30多歲，無妻無子，無牽無掛，一個勞改犯，家庭溫暖早已從他的夢中消失，父母親情再也難以使他冰冷的心解凍。

他在這個監獄裡服刑4年多，只有父親來看過他一次，但僅能給他送些油條、饅頭等食品，從來沒有給他送過錢。兄弟姐妹幾個人從來沒人來看過他，這也使他對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親情關係產生了極大的距離感。在楊新海看來，父母是靠不住的，父母生下了他，卻沒有能力供他上學，甚至連個媳婦也沒有給他娶上，從他記事的時候起，他就只有跟著父母受窩囊氣的份兒；兄弟姐妹更是靠不住的，幾年來，他先後3次被勞教、勞改，其他的兄弟姐妹5人沒有一個人看過他，更沒有一個人接濟過他一分錢。他們5個人一個個先後成了家，但沒有一個人想起過他，更沒有一個人為他操過心。

5月末的天氣，雖不算太熱，但中原大地的農民都已經開始收麥子了。楊新海身背髒兮兮的小鋪蓋捲兒，順著京珠高速公路新鄭段向南走，他的家在南邊，離這兒有100多公里，可他身無分文，沒錢搭車，只好一步一步地往回挨。走著走著，他傷心地想：在監獄裡還有管教幹部關懷他，現在，出了監獄反而沒人管沒人問了，他重新成了一個被社會遺棄的人，他到哪兒去呢？回家嗎？到了家又會怎樣？像自己這樣一個身背盜竊、弓雖。女幹幾個罪名的勞改釋放犯，回到家鄉有何臉面見人呢？再說，200裡的路程，要走幾天才能到家呢？走在路上吃什麼呢？

楊新海一邊走，一邊看著田野里正在忙碌的人群，他的腦海裡不禁又開啟了歪主意，腳步也漸漸地放緩了。此時他已經開始自暴自棄，為滿足狹隘的物質生活的需要，他又想到偷。整個下午的時間，他只走了10多里路，天快黑的時候，來到與新鄭市相毗鄰的許昌市長葛縣境內。

傍晚時分，村莊裡豬羊和狗的叫聲隨著裊裊上升的炊煙四處擴散，顯出和平年代那種特有的讓人聽了舒心的嘈雜，田野裡已經有三三兩兩看麥子的男人們，扛著鋪蓋捲兒在場邊地頭選好了鋪位。在這樣熙熙攘攘的環境裡，誰也不會特別注意到肩扛鋪蓋捲兒的楊新海。

楊新海在一個村頭停下來，找到一個正在吃晚飯的農戶家中，從鋪蓋捲兒裡掏出勞改場裡發的乾糧，說自己是駐馬店人，謊稱自己進城打工剛回來，因受了工頭的欺騙，沒領到一分錢的工錢，只好步行回家，路過這裡找口水喝。好客的主人熱情地為他端出了香噴噴的白麵條，又把他拿出的涼饅頭硬塞回了他的鋪蓋捲兒裡，說：〃在家千般好，出門一時難，出門在外誰也保不住不碰上個三災六難的，現在家裡糧食有的是，吃碗飯還能吃窮了？〃

但遺憾的是，淳樸的中原農民的熱情和好客並沒有感化楊新海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