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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傍晚下班回家後接到戰友老魯打來的電話，寒暄一番後老魯問我下個月有沒空，有空的話去他那兒轉轉。

我當然明白老魯的意思，我也絕對不會忘記下個月，也就是2009年的2月17日是我們出國作戰30週年。

30年前南方的那個陰鬱潮溼的春季，我們的很多戰友，很多情同手足的兄弟，永遠地留在了那個陰鬱的季節裡。

電話裡我們都哭了，哭的老淚縱橫。可能是人老了的緣故吧，特別容易傷感，記得自從長大成人後就再也沒有流過那麼多的眼淚了。至於老魯，在我心目中簡直就是堅強的代名詞，我清楚地記得他壓根兒就從未在我們下屬和戰士們面前流過眼淚。

太傷感了，以致於兒子一進門就用怪怪的眼神看我。

我能理解兒子的想法，的確，兩個老頭兒抱著電話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換了誰都會感覺怪怪的，而且我也知道對於兒子這種蜜罐里長大的80後，是無法瞭解我們這種生死離別的戰友之情的。

那時候我和兒子現在的年紀差不多，在那個熱情似火的年代，相對於大院裡的夥伴們我是幸運的，與我年紀相仿或稍大的夥伴們要不是早早地就穿上了軍裝，要不就是到“廣闊的天地”裡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

當我這個“落後分子”看著夥伴們一個個離我而去，教室裡的同學也一天比一天少時，我和我那專制的老爸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正當我萬念俱灰時，天上掉下了一個大大的餡餅：那年冬季的某一天，老爸竟然破天荒地親自送我去軍分割槽參加當年的新兵入伍體檢和考核，並順利地透過了考核被保送到北京老爸的母校進修。當時還認為完全是因為自己良好的體能和出色的數學幾何成績的緣故，為此在老爸面前還著實抖了一把。現在回想起來，極有可能是我那正統而古板的老爸為我走的唯一一次後門。

如願穿上那身軍裝（雖然上中學後也穿軍裝，但那是老爸和總務交換的小號軍裝，嚴格意義上說是不屬於自己的）的自豪感和初到部隊院校學習、生活的新鮮感很快被打破。

那幾年是動盪和風雨飄搖的幾年，先是敬愛的周總理離開了我們，接著是唐山大地震，然後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也離開了我們。悲傷過後，心裡感覺異常的彷徨。其實，在那個年代，不單是我，全中國人民都感覺彷徨。每天專業理論和政治學習各一半，教員們也一樣，除了上課外，大家相互間都不怎麼說話。

印象較深的是唐山大地震期間，學校部分高年級的學員和隔壁軍醫學院的漂亮姐姐們去了災區，回來後不少人受到了表彰，但在表彰會上卻出奇地一致嚴肅寡言，個個表情嚴肅的象是被批鬥。

同班同學有個哥兒們大我們兩級，也是受到表彰的其中一位。回來後的那個禮拜天同學請他下館子慶祝，叫上我一塊兒。那哥們幾杯二鍋頭下肚，竟然哭得一塌糊塗。看著一米八幾的個子，整天牛B哄哄的那哥兒們傷心成那樣，我和同學都感覺不可理喻。直到後來，當自己站在堆滿裝盛陣亡戰友的黑色屍袋前面，才理解那哥們當時的心情。

當華主席的大頭像被人從教室牆壁毛主席像旁邊取下的時候，我也結束了三年的學員生活，被分配到XX軍區駐華北某部機關任職。部隊的生活遠沒有想像中的刺激和精彩，每天早晨出操，上午、下午上班，一、三、五晚上政治學習和*講評，仍然跳不出宿舍、辦公室、食堂三點一線的生活。

這樣枯燥的生活持續了大半年後，我開始在報紙、內部刊物和日常的政治學習中嗅到了一絲異常：報刊和領導們的報告中開始提到了我們南面那個曾經的“同志加兄弟”小國開始不怎麼友好了，而且被提到的頻率也越來越高了，其“不友好”行為由驅逐我僑民，到公開的邊界挑釁，再到開槍開炮，後來竟是武裝越界了。

倍感興奮的我飛快地寫信向幾個要好的同學和一塊兒長大的夥伴彙報我的發現，夥伴們的回覆印證了我的發現，原來這幫“不安份份子”都或多或少地感覺到了異常，一個在一線野戰部隊服役的夥伴還偷偷透露，他們部隊已經開始有戰士寫血書了，他自己也寫了，不過血只擠了一點點，不夠，大部分其實是用紅墨水充數的。

看來動手只是時間問題了，我當然不能落後，於是我也很快地向我的上級遞交了決心書，要求組織調我去南疆一線部隊。同時，整個人也比以往積極多了，認真地加強技術業務能力，沒事老往警衛連跑，和警衛連的新兵蛋子們一塊兒摸爬滾打，跟老兵學習各種戰術動作和操弄各種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