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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政策的大方向。

隨後蔣介石主張以“戰爭文學”引領“###抗俄”風潮，帶動文藝與社會改革，確立臺灣自50年代以降，為期約二十年的戰鬥文藝創作路線。

在“文化清潔運動”的政治風潮下，羅家倫完全配合，成了個“沒聲音的人”；同時他接下臺灣的“中國國際筆會”會長一職，儼然是國民黨的“文壇祭酒”。

“筆會”為一國際性的組織，旨在提供國際文人進行文學意見交流與社群互動的機會。“中國國際筆會”於1925年在上海成立，首任會長是蔡元培；由於戰亂不斷，筆會一度中斷運作，直到1957年才在臺北復會；第二任會長是張道藩，時任“考試院副院長”的羅家倫在1959年出任第三任會長。筆會參與者梁實秋、余光中、王藍等都是散文名家、文學家、詩人。但張道藩、羅家倫兩人的公職、黨政身份，讓筆會的政治味太濃，運作頗尷尬。羅家倫卸職後，交由林語堂接手，筆會的運作才又正常化。

“國民黨黨史會”於1930年5月1日成立，原稱“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由胡漢民、戴傳賢等五名常務委員執掌黨史編纂；1936年改採主任委員制，副主任委員就是羅家倫。1948年底，內戰緊張，蔣介石決定將國民黨史料移至臺灣彰化糖廠，再陸續搬遷至洪家祠堂等三處民房存放。當年8月8日，“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透過羅家倫擔任黨史會主任委員案，吳敬恆、于右任、丁惟汾、鈕永建、王寵惠、鄒魯、李文範、張群、張其昀、王世傑、吳鐵城、張厲生、狄膺、洪蘭友等同時獲任“黨史會”委員。羅家倫任黨史會主委九年後，基於國民黨黨政一體的體制，又於1957年6月30日兼任“中華民國國史館館長”。

羅家倫在臺雖被歸類為文壇大老、黨國大老，但無論在創作或施政領域並無顯著成績。簡體字爭議風波之後，羅家倫全力配合蔣介石的各項決策，更讓他成為蔣介石一陣陣宣傳攻勢的配角與代言人。雖然國民黨賦予他主要任務是為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編纂史料，但除了他在1951年擴編了胡漢民在二十年代編纂的《總理全書》以及1958年出版了《國父年譜初稿》外，羅家倫對國民黨黨史始終欠缺具體而明確的研究成果。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羅家倫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7）

據“國民黨黨史會”人士解釋，羅家倫在“黨史會”的工作從學術著眼，希望透過充實史料，以科學方法儲存、複製、歸檔管理，以提供系統化史料讓學者研究。但蔣介石尚在，許多敏感性歷史檔案未開放，資料不齊全，因此羅家倫主張民國史不能修，民國文獻叢編也無法出版，“黨史會”、“國史館”自然只能儲存史料，“努力從事準備工作，建立良好基礎”，讓未來史家憑史料“繼續發揚國史”　。羅家倫晚年健康不佳、精神不濟，修史抱負還是無法實現。

“國民黨黨史資料館”於1960年落成，存放國民黨遷臺前後的大筆資料。羅家倫向臺灣“立法院”報告的歷史檔案顯示，經史料編纂委員會徵集，握有抗戰與國共內戰史料一萬八千多件，保管各級政府檔案史料六百餘箱，完成史料編目二十五萬多件，出版孫中山年表、年譜、革命文獻、先賢文集等多種著作。進一步歸檔工作，則是在1979年秦孝儀繼任“黨史會”主委後，才將蔣介石存放於大溪與芝山的史料移到陽明書屋統一管理。

對編纂史料、推廣國民黨黨史，羅家倫倒是別具創意，曾經提出不少新點子。為了讓臺灣民眾瞭解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貢獻，1952年羅家倫促成開放位於臺北市圓山旁的忠烈祠，供民眾瞻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儀容與事蹟圖片。1953年11月，他力促“黨史會”開放位於中山南路臺北火車站旁、日據時代的梅敷屋舊址，改為孫中山史蹟館，以紀念同盟會時期，孫中山曾於梅敷屋短暫停留，與同志共謀反抗清廷的歷史。

羅家倫主張“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認為在文字之外，歷史傳述應由圖片、繪畫展現歷史精髓。所以在“黨史會”任內提出“史畫”的概念，主張以圖畫表現國民黨革命建國時代的重大事件，避免文字傳述歷史流於枯燥。大批史畫至今仍儲存在國民黨黨史館內。

不過羅家倫保留史料、修纂歷史、解讀歷史的方法與看法，常引發爭議。他耗費十餘年、上千萬元新臺幣主導編纂的《孫中山年譜初稿》，至少出現了二十八項歷史詮釋觀點及史料考證錯誤，一度成為歷史學者質疑的焦點。

學者吳相湘等指出，“黨史會”出版孫中山著作不夠積極。另外《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