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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和列寧的遺產以及對打著他們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旗號犯下的種種罪行的一部分。我的國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分裂為兩大敵對意識形態陣營的最生動體現。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沒有料想到這場分裂會結束得這樣快。

我始終把領導東德情報機構的工作看做是冷戰期間擔負的一項特殊使命。為鼓舞年輕部下，我曾仿照一首蘇聯歌曲譜寫過一首歌，其中把他們的工作比做“看不見的戰線”。這決不是誇大其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40年裡，我們一直認為，我們與糾集在一起反對我們的資本主義勢力處於交戰狀態。

我們的工作重點是柏林。這裡，兩種制度在漫長的戰後歲月裡徑渭分明，水火不容。雙方的戰略學家和政治家均認為，如果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它最有可能在柏林打響。然而，隨著1989年11月柏林牆的坍塌以及東德對世界敞開大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個國家頃刻間土崩瓦解。我為之服務一生的國家轟然坍記。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的政治生涯會是這樣的結局。柏林牆倒塌的前4年，我對周圍的官僚機構的僵化深感失望，辭去了情報局的工作，轉而從事寫作。在重病纏身的昂納克的僵化領導下，我覺得根本不可能從內部推行改革。然而東德局勢的急轉直下同樣令我感到措手不及。末日終於降臨時，許多人痛苦萬分，向我傾訴內心的酸楚。 新聞媒介、政客和法院宣稱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支柱之一的東德安全機構的成員是頭號人民公敵。這種現象的出現在所難免。在一定意義上，它也是一個垮掉的政權的公民重新正視歷史的痛苦過程。

1990年1月15日，憤怒的人群衝進位於諾曼大街上的國家安全部總部，發現了大量透過特務手段蒐集到的有關本國公民的檔案。

我知道任何改革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希望已不復存在（我退休期間，曾有人把我看做是潛在的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者）。我需要想辦法暫時躲開這個發著高燒的國家。

我來到度過童年的莫斯科。這座城市曾庇護過從希特勒的魔掌下逃出來的我們一家。我對莫斯科始終懷有深厚感情。外界廣泛流傳有一個精心制定的應急計劃，幫我逃脫。事實並非如此。我當時正在撰寫關於1989年事件的回憶錄。為此需要時間在一個安靜的地方把它寫完。而德國的統一很可能意味著我的被捕。東德垮臺前不久，西德正式發出了對我的逮捕令，指控我犯有間諜和賣國罪。覬覦的鯊魚正在我周圍遊弋。

同父異母的妹妹萊娜·西蒙諾娃安排我住在她的鄉間別墅和位於莫斯科河邊高階住宅區的公寓裡。從30年代起，這裡就住著莫斯科高階官員的家屬們。每次走進這套公寓考究的大門，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當年在莫斯科我們這些年輕的共產黨人所懷有的美好理想。憶往昔，我和父母為逃離法西斯德國而來到莫斯科。今天，眺望著二月冰封的莫斯科河面，我再次有了一種安全感。冬天凜冽的空氣使我的頭腦格外清醒。我常常沿著阿爾巴特老區一帶的狹窄小街久久漫步，回想一生。世事滄桑，風雲變幻，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德國南方孩子在不諳世事的年齡裡來到這裡，在風華正茂時回到分裂的德國，再回來的時候已是一個領取退休金的老人。

我來莫斯科的另一個目的是想摸清，東德垮臺後，我們昔日在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宮的盟友想盡多大力量幫助我及我在情報部門的同事。過去幾個月裡我們度日如年，而莫斯科的朋友們並沒有熱情地伸手拉我們一把。和我們一樣，他們對事態的發展毫無精神準備。多少年來我們舉杯共祝的所謂永恆的兄弟般的友誼，如今已名存實亡。往日架設的東柏林與莫斯科之間繁忙異常的電話熱線，如今寂然無聲，發出的任何音信都如石沉大海。等待我的是令人尷尬的沉寂。

很多過去在情報部門工作的同事給我寫信，訴說國家安全部侵犯公民權利的真相暴露之後，他們成了國人發洩憤怒的靶子，孤立無助。當遍佈全國境內的監視機構曝光時，東德人民怒不可遏。我本人在情報總局內的工作從沒有針對過1700萬東德人民，而是針對覬覦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可我知道，這會兒沒人會有興致搞清楚斯塔思①下屬各司局之間分工的細微差別（國家安全部被東德老百姓貶稱為斯塔思，我們情報局是它的一個下屬機構。國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員不會用這個詞，我也避而不用）。我想知道，我們這些昔日蘇聯陣營中最出色的情報人員究竟能得到什麼樣的幫助。

抵達莫斯科後，我照例在位於莫斯科西南郊外的克格勃第一總局大樓內受到歡迎。這裡是克格勃外國情報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