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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爾奉命潛入西德，與移居那裡的大批東德人混雜在一起。克勞斯特爾的母親是荷蘭公民，定居在法蘭克福，並開了一家菸草店。克里斯特爾總使我想起一個幹練的秘書所具有的品質：踏實肯幹，缺乏想象力。京特則屬於那種與眾不同的人，善交際，和什麼人都能談笑風生。

憑著克里斯特爾的家庭背景以及她母親住在法蘭克福這一有利條件，紀堯姆夫婦避開了專門收留東德移民的安置營地，繞過西德政府為協助情報機構審查新移民而設定的障礙。我們決定，紀堯姆夫婦應當設法在社會民主黨內求得發展，以此做掩護開展工作。夫婦兩人加入社會民主黨後，政治生涯青雲直上。打入最高層並不在我們的計劃之中。當初我們只打算讓他們夫婦充當我們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耳目的聯絡官。沒想到我們大大低估了他倆的精力和智謀。

紀堯姆夫婦在法蘭克福有一套舒適的公寓房子，在當地開了一家影印店，還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皮埃爾。夫婦倆都很勤奮。紀堯姆兼作攝影師，多掙一點外快。在當時左派勢力佔絕對優勢的法蘭克福社會民主黨內，觀點保守的紀堯姆很快引起右翼人士的注意。克里斯特爾先有了突破性的進展。60年代初，她被任命為比克爾巴赫辦公室主任。比克爾巴赫屬於那種任何政黨裡都缺不了的人，關係廣，神通大。他是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的成員，歐洲議會中社會黨團體的主席，同時還是自己家鄉黑森州的國務秘書，可以接觸到像“模擬戰爭”這樣的北約組織的戰略檔案和應付核危機的各項計劃。

紀堯姆用微型照相機拍攝下這些檔案，將膠捲藏在一支空心雪茄裡，然後交給假裝到他岳母商店買東西的聯絡員。每個月，我們與他和克里斯特爾在指定的日子和時間裡透過無線電保持聯絡。初期時，雙方往來發報頻繁。後來加強了保密，減少了往來發報的次數並經常更換頻率。紀堯姆常常半是抱怨半是炫耀地說，捕捉我們的發報回回讓他絞盡腦汁。

1959年，社會民主黨在巴特戈德斯貝格召開的大會上透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不含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後，我們對該黨更為注意。修改了黨綱後，社會民主黨的從政前景大大改善，將來有一天成為政府的一員已不再是虛無縹緲的事。我們指示紀堯姆先在政治上求得個人的發展。1964年，他成為社民黨法蘭克福區的負責人。隨著紀堯姆在政治上的飛黃騰達，我們意識到以後跟他聯絡要格外小心。當年他跟西德當局講，他是從東德逃出來的。既然如此，他跟東柏林不該有任何聯絡。這是他偽造履歷中的薄弱之處。一次，他坐車去東柏林一處秘密公寓跟我們見面。途中在一個十字路口遇到紅燈。一位當年在出版社的老熟人正好從他車前走過。假如他抬頭看見早已叛逃的紀堯姆就在眼前，會怎麼想？皮埃爾和所有孩子一樣，因為說話無遮無攔常令父母難堪。不止是難堪，還有可能無意識中出賣自己的父親。一次紀堯姆去東德，一位說話帶濃重薩克森口音的軍官帶皮埃爾去動物園玩。返回西德的路上，皮埃爾模仿只有東德境內才有的這種口音並好奇地問父親，為什麼那個人這樣說話。紀堯姆一瞬間緊張得透不過來氣。他和所有間諜一樣深深感到，他已沒有了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習以為常的自由。他同意以後不再秘密來東柏林情報總局與我們會面。

但他始終堅守黨的紀律，忠於我們的事業。他當上了法蘭克福市議會的議員和議會內社會民主黨團主席。當時正值社會民主黨內思想理論大變動的時候，紀堯姆出色的組織能力以及他所持的堅定的保守派觀點引起了萊貝爾的注意。萊貝爾是建築行業工會主席，後來在1966年至1969年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中擔任過運輸部長。他正需要一個幹練的人幫他對付自己選區內年輕的左派人士福格特的挑戰，確保得到竟選議會的提名。萊貝爾是社會民主黨上層中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儘管如此，這次爭取競選議會提名仍面臨一場苦戰。黨內的左派人士受1968年激進思潮的影響，決心與自己的黨和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為敵。

在紀堯姆全力支援下，萊貝爾在1969年9月的選舉中穩穩獲勝。社會民主黨人戰後首次成了獲得選票最多的政黨。這對紀堯姆可以說是太有利了。他幫萊貝爾獲勝的選區是社會民主黨人在西德面對的最困難的選區之一。萊貝爾馬上許諾帶他去波恩工作。我們從東柏林注視著局勢的發展，對這一結果憂喜參半。紀堯姆從前在東柏林出版社幹過的經歷不是什麼秘密。再說我們知道，在西德一個政府部門任職不同於當初僅僅是社民黨法蘭克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