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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比如想投奔在西德的親戚，夾在大批新移民裡很容易矇混過關。我們的人打出各種各樣的幌子，如想隱瞞過去曾是納粹黨員或黨衛軍成員的歷史，但被發現了，或是發洩過對政府的不滿言論。我們甚至還把這類含有“汙點”的材料放進其他部儲存的關於此人的個人檔案裡。即使西德反諜報機構設法搞到了哪個間諜在東德的檔案，也難辨真偽。我們局不用西德有親戚的人，以防西德情報機構仿效我們的辦法，也透過親屬關係打入到我們內部。

每一名派到西德的間諜都執行一項預定的任務。間諜的培訓採取人盯人的辦法。每名間諜的訓練由主管這項任務的聯絡官負責。訓練的內容僅限於情報工作的基本知識以及獲取我們所需情報的一些技巧。讓他們掌握與自己任務無關的知識和技能毫無意義。這樣做有時反而使他們的任務不必要地複雜化，從而增大風險。時機成熟時，我們還把間諜從西德召回東德，接受新的訓練。

我們的間諜去的是西德，一個和我們有著同樣的語言和文化的國家。這顯然是一個有利條件。蘇聯派間諜滲透到美國就難多了。反之亦然。隨著兩個德國分裂的日益加劇，派人潛入西德越來越難。柏林牆修建後，中間混有我們間諜的絡繹不絕的東德移民一下子變成涓涓細流。這意味著，間諜事先為自己編造好的履歷更要滴水不漏。即便如此，西德還是處於劣勢。因為從西德移居東德的人寥若晨星。這樣的人一旦到了東德，馬上受到嚴密的監視。不過話說回來，西德也不太需要派人去東德。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大批對現實不滿的東德公民中間收買人做間諜。

在西德站穩腳跟需要一系列的官僚機構的手續。為了應付這些手續，我們的大部分間諜通常先找一份簡單的體力活幹上一段時間。具有某種手藝或在某個行業有工作經驗的人選因此更受歡迎。但不是所有的間諜都經過這一階段。前面已提到過，當時東德移居海外的幾乎所有的科學家和理工科的學生都在我們感興趣的公司或研究機構裡找到了工作。此外，我們還透過與西德科學家非正式的接觸瞭解到一些情況。他們中不少人對原子彈和生物化學武器構成的威脅憂心忡仲。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的襲擊使他們身心受到極大的震動。這批人成了我們套取情報的方便來源。

有些間諜設法打入了嚴格保密的單位。有的當上了大公司的高階主管。然而，刺探到作出重大決策的波恩軍事與政治核心的內部機密則難上加難。

1953年的動盪過去之後，次年在波恩召開的西方盟國外長會議成為我們最關注的物件。這是西方第一次在我國門口召開這樣的會議。上面會要我搜集什麼樣的情報，我心裡沒底。蘇聯人像往常一樣要我們制定出一項具體的行動方案。抱著碰碰運氣的心理，我絞盡腦汁起草了一份行動計劃，希望我的部下能夠搞到大量的高質量的情報。

莫斯科派來的特別顧問仔細研究了攤在我辦公桌上的草圖，然後像一名找到發動機故障原因的修理工一樣對我說：“會議期間還需要有一個‘瑪莉娜’。”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瑪莉娜一詞在俄語裡是山莓的意思。不消說，我們的這位克格勃朋友這裡不會指水果甜食。後來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個詞在俄語土話裡還有妓院的意思。他是指我們的人應設法把偶爾走出會場的官員引到妓院裡消遣消遣。

當年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色情搞情報。此事過去多年後我才摸索出了一套辦法。可我不想在蘇聯同事面前顯得自己幼稚無知，於是指示部下火速將位於東柏林南面的一棟我們有時用的小房子改造成一個妓院兼陷阱。客廳裡安裝了竊聽器。臥室的燈具裡面藏了一臺紅外線閃光照相機。當時這類器材還十分落後。攝影師不得不龜縮在臥室狹小的衣櫥裡，直到屋裡的人離開才能出來。

下一個難題是物色合適的妓女。我們找到一位曾任柏林警察緝捕隊隊長的高階官員（1945年到1949年期間，東德與西德攜手打擊賣淫和色情行業。）。他一副不修邊幅的樣子。儘管賣淫這一最古老的行業在我們這個清教徒的新社會里轉入了地下，可他對妓女經常出沒的地方以及如何找到她們瞭如指掌。不幸的是，他把我們帶到了穆拉克貸。這一帶的妓女一向是柏林皮肉市場中最差的。我那時的上司幹了一輩子情報工作，對這種事早已見多不怪。他打電話告訴我：“那兒的女人，一馬克讓你玩你都不想沾她們的邊兒。”

沒辦法，我們只好把正統的理論置諸腦後，本能地求助於自由經濟的刺激手段。在卡爾·馬克思大街上的一個牛奶飲食店裡，我們遇到幾位更有姿色的姑娘。儘管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