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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西里西亞動物保護區共度週末，一起狩獵。我於是藉此機會前往。我倆在夜幕的掩護下，躲在樹叢中等待公野豬出現時，我告訴了他這個訊息。我們一致認為，最佳辦法是私下跟他手下的反諜報機構的首腦一起設一個圈套。由我手下的人扮成西德特工誘他到某地接頭，然後把他當場抓獲。

見到波蘭反諜報首腦時，我才發現，什拉赫齊茨為了向我顯示他多麼重視這件事，還邀請了一些高階官員與會，協助我們制定具體方案。不消說，廚師多了反倒毀了一鍋湯。我們設了一個圈套，然後在預先定好的接頭地點……一家花店守株待兔。可他人未露面。下一次約會他又沒有上鉤。顯然，波蘭國家安全部內有人走漏了風聲。後來聽說這個懷有二心的波蘭叛徒改投英國人。我無意從頭到尾再走一遭，把這案子交給波蘭人自己去處理了。

我從來沒覺得，我們情報局固若金湯。透過早期的叛變事件我已經領悟到，我手下的人並不比其他諜報機構裡的人聖潔。但我認為，把我們連線在一起的共同信仰具有極大的凝聚力。戰後兩個德國的諜報機構都面臨一項艱鉅任務：在其成員中樹立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集體榮譽感，從而最大限度地縮小內部變節的風險。這方面我們做的比西德人好一些。西德一直把諜報機構看做是文職政府部門的一部分，不像我們那樣，培養諜報人員彼此以戰友相待。考慮到諜報工作的危險，引入戰友意識十分恰當。

每一次叛變都有前因後果，給人的教訓也各不相同。對我打擊最大的一次叛變發生在1979年。當時正值冷戰時期，歐洲緊張局勢達到高峰。叛逃的人是情報局內最秘密、也是最卓有成效的處之………科技部下面B處的一名軍官。

1979年1月19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正在卡爾·馬克思城與當地的諜報首腦開會。會議剛開始，就有電話找我。打電話的是我的一位副手。電話裡明顯可以聽出他聲音的緊張。“科技部有人跑了，”他半句廢話都沒有。我聽後一怔，隨口罵出一串兒髒話。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國的諜報首腦遇到這種事八成也會作出同樣的反應。“頭兒，還有更糟的呢，”電話另一端的人接著說。“保險櫃開啟了。有些檔案已不見。而且邊界特別通行證也他媽的沒了。”他指的是每個處的工作人員需要去柏林主要邊防站……弗裡德里克大街邊防站……辦事時用的通行證。每個處只有一個。東德邊防軍允許持這一證件的人到該邊防站西德那一邊。

就在兩天前，我還按老習慣在新年之初給我們局的負責官員講了一次話。“同志們，我們要時刻牢記，敵人鑽入我們的心臟才是最最致命的。”當時我這樣講不過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為震驚。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事發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認為，如果我們在科技領域落在西德後面，諜報工作再出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時對該部的工作特別關心。

詢問邊防軍後才知道，使用這張通行證的時間是頭一天晚上9點30分。等到有人覺察時，叛逃者早走了12個小時了。叛逃的時機是深思熟慮過的，一個冬天的假日週末。位於諾曼大街上的戒備森嚴的情報局總部裡，工作人員忙成一團，急著檢視B處人員的休假安排，然後一一給他們家裡打電話，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個人是叛徒。

他們擬了一個可疑者名單。3小時後，我返回東柏林時，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負責核物理、化學和細菌學的第1分處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該處最精明強幹的官員之一，為人隨和，富於自信，叛逃前剛剛被任命為該處的黨委第一書記。通常只有特別可靠的人才能擔任這一職位。毫無疑問，施蒂勒的叛逃是過去幾十年裡最嚴重的一起叛逃事件。（1959年，主管從基督教民主聯盟人士那裡刺探情報的馬克斯·海姆少校叛逃，導致我們10餘名間諜被捕。1961年，負責滲透西德境內的美國組織的官員沃爾特·格拉斯叛逃。我們的一些諜報活動為此夭折。兩人均定居西德，不時應西德諜報機構的請求為他們出謀劃策。）

情況十萬火急。我們立即採取了一切應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內的間諜和耳目發出警報，指示他們果在家裡，銷燬一切對他們不利的檔案。與此同時，我們局的分析員仔細核對檔案，查明施蒂勒帶走了哪些檔案。這是一場比速度的競賽。西德諜報機構動手捕人之前，我們必須儘快通知處境危險的人。

我們很快查明，施蒂勒帶走了載有告密者名單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個科技部參考的關係名單、一些間諜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報摘要以及他們的化名。單憑這些，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