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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茨自己稱，這些情報來自科爾總理府內的一位前諜報首腦，可又說從一開始他就是美國的雙重間諜，與他聯絡的美國官員是柏林阿斯彭研究所所長斯通。東德和西德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學者和記者常在這家研究所聚會。舍維茨稱，斯通曾向他許諾過，倘若他遭到逮捕，中央情報局會出來證實他是自己人。可斯通1991年已去世，身後沒留下任何有關舍維茨的隻言片語。法院駁回了舍維茨的申訴，可莫名其妙地只判了他·1年零6個月的徒刑，而且還是緩期執行。

我並不瞭解此事的全部真相。情報局知道斯通與中央情報局有染，但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像舍維茨影射的那樣。我們確信，在阿斯彭研究所舉辦的研討會內容常常被錄下音，轉送給中央情報局。至於斯通與舍維茨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我們也搞不清。

冷戰期間，除了對美國開展諜報活動外，我們對北約組織的戰略計劃也極感興趣。我已經講述了60年代在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裡工作的馬格麗特的事蹟。我們還十分幸運地發展了一名在北約組織工作的西德官員做間諜。他叫魯普。在長達17年的時間裡，魯普在英國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協助下向我們提供了北約組織的一些最為敏感的機密情報。

魯普是個典型的60年代的青年。1967年，西德總理基辛格和副總理勃蘭特同意伊朗國王對西德進行國事訪問後，成千上萬的西德青年憤怒地湧向街頭，抗議這一決定。這位國王為了維護他的獨裁政權，在國內實行恐怖統治，秘密警察為所欲為。反對伊朗國王訪問的示威愈演愈烈，出現暴力。混亂中，一名叫奧內佐格的學生中彈身亡，60餘人被捕。學生運動由此誕生。當時在杜塞爾多夫主修經濟的魯普參加了這股在全國各地掀起的抗議浪潮。在一次遊行中，走在他旁邊的一箇中年人邀他活動結束後一起喝啤酒，吃頓飯，順便聊聊政治。這個自稱庫特的人和魯普一樣，對右翼極端分子勢力的抬頭表示擔憂。兩人越談越投機，對實行民主制的西德為了得到伊朗的石油隆重接待像伊朗國王這樣的殺人犯的虛偽行徑氣憤不已。

突然，庫特將話題從街頭抗議活動移開。“有時一個人可以抵得上一支軍隊，”他單刀直入地對魯普說。這是一次發展魯普做我們的間諜的大膽嘗試。結果成功了。

魯普很快意識到，他的這位酒友來自東德。至於他是否知道庫特是我們在波恩地區的一名特工，我不大清楚。這位對現實強烈不滿的22歲青年爽快地接受了庫特的邀請，來到東柏林與他深談。其間情報局的另外兩位官員也與魯普見了面，對他的才華極為欣賞。魯普能說英語和法語，智商出眾，對政治經濟學也很有研究。我們的一位官員建議他在位於布魯塞爾的北約組織總部裡謀個職。魯普當時並沒有想好大學畢業後去哪裡，於是同意了。為了便於日後在北約找工作，他離開了杜塞爾多夫大學，選擇在布魯塞爾修完最後一個學期的課。魯普以優異的學習成績從大學畢業後，應聘去應用經濟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這裡再跳到北約十分容易。沒過多久他就在北約組織裡找到了一份工作，負責研究軍火工業對各國國民經濟的影響。魯普透過信使將這方面的資料以及他在北約總部內瞭解到的其他情況轉交給了東柏林。我們給他起了個化名。叫託帕斯。他在北約工作期間，與一位單純善良的姑娘結了婚。她對跑到東柏林過蜜月一事的含義似乎沒怎麼多想。

婚後，魯普在北約組織裡步步高昇。時隔不久，他開始向我們提供關於北約各成員國防衛能力的詳盡情報。他的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此時已明白丈夫頻頻往阿姆斯特丹跑是與東德特工秘密接頭，對丈夫躲在家裡閣樓上偷拍檔案的舉動也都看在眼裡。她成了他的好幫手。安妮一克里斯廷在北約綜合系統管理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後，也為我們竊取那裡的情報。1977年他們的孩子出生後，她洗手不幹。魯普一直忠心耿耿地為我們幹到1989年。在這期間，他交給我們一批價值連城的北約檔案，如《危機手冊》、長達300頁的《武裝部隊計劃》、《預防措施最後檔案》等等。sb年代初，他還提供了有關北約國家第一次打擊計劃的詳細情報。然而對我們來說，魯普最大的價值在於，他對提供的材料所做的分析並以淺顯的語言解釋了我們稱之為北約漢語的北約組織內使用的一串串首字母縮略語。克格勃首腦克留奇科夫對魯普提供的檔案讚歎不已，甚至問我能否看到英文原件。如此他就可以說，北約將軍閱讀過的檔案，我也閱讀過了。

我曾希望魯普為我們工作的事永遠石沉大海，本書中無需提及他的名字。然而世事難料。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