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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著戰略意義，而且牽動著個人情感。

一場驚心動魄的大營救於是揭開了帷幕。一批最優秀的東德諜報人員從東柏林風塵僕僕趕到智利，分別查清智利各機場、瓦爾帕萊索港口以及與阿根廷接壤的公路過境點的邊防檢查情況，並臨時在阿根廷制定了一項外逃方案。逃亡人員藏在構造特殊的汽車裡被偷偷送出國。這和幫助東德人逃到西德採用的辦法沒什麼兩樣。陸上邊防站突然加強過境檢查後，這種辦法風險太大成frJ又改換手法，讓東德貨輪改道去瓦爾帕萊索港停靠，將部分逃亡者藏在水果和魚罐頭的麻袋裡運上船。我們花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才把阿爾塔米拉諾救出智利，經阿根廷來到古巴，然後赴東柏林。

我們在智利的營救活動並沒有逃過美國諜報機構的眼睛。沃格爾與美國人討價還價後用蘇聯關押的異己作家布科夫斯基換回了被捕的科爾瓦蘭。智利阿連德的教訓對古巴人刺激很大。勞爾·卡斯特羅告訴我，智利政變後，哈瓦那的領導人緊張萬分，擴大了全民防禦體系。同時，他和卡斯特羅不再一起外出，或是在同一公共場所露面。

昔日的古巴給人以希望。今天人們卻心灰意冷。回想這一切，令人無比感傷。1985年我重訪古巴時已感觸頗多。那次訪問距我第一次踏上這個國家的土地已相隔20年。所到之處，商品匱乏，經濟凋零。古巴人民對未來悲觀失望，言談中流露出孤立無援之感。“如果美國人入侵我國，現在有誰會幫助我們？”一位古巴高階諜報官員憤憤地說。他的話一語破的。莫斯科背上了阿富汗這個沉重的包袱。戈爾巴喬夫對西方世界的開放政策意味著古巴得不到什麼實質性的援助。我搭乘的飛機臨近哈瓦那時……這回中途沒有突然迫降紐約……一陣苦悶和失望湧上心頭。現實生活中的共產主義似乎與我青年時代的理想越來越遠。1945年，我正是懷著這一理想返回德國。而包括卡斯特羅在內的政治家的一廂情願與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的現實差之千里。戈爾巴喬夫的上臺曾給人帶來一線曙光。我默想，也許莫斯科的這一變化會有助於古巴和尼加拉瓜找到新的辦法，克服它們因比鄰美國的不利地緣政治位置而面臨的困難。

哪裡想到，戈爾巴喬夫新路線的結果是古巴的徹底孤立和桑地諾陣線在尼加拉瓜的失敗。實際上莫斯科已不再管拉美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危。克里姆林宮第一次明確表示，它接受並尊重美國的勢力範圍。戈爾巴喬夫剛上臺時，我以為今後的氣氛會更加寬鬆，會有更多的個人自由，從而給古巴的社會主義制度帶來新的生機。結果是大錯特錯。

我最後一次訪問古巴是1989年春天。當時東德國內問題成堆，已令我焦頭爛額。許多問題在古巴也可以看到。我們兩國都拒絕了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政治開放和經濟改革的路線。看到貨架上空空如也的商店前排起的長龍，我心裡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我無法想象卡斯特羅政權可以支撐下去。然而歷史卻跟我們開了一個大玩笑。幾個月后土崩瓦解的卻是東西方分析家一致認為比古巴穩定得多的東德。莫斯科拒絕向昂納克提供長期庇護。曾向受迫害的智利社會黨人伸出過救援之手的昂納克被迫流亡智利，並於1994年5月26日在那裡去世。

環顧四周，社會主義的理想紛紛破滅。在智利，阿連德的民主社會主義被埋葬在血泊中。古巴革命後建立的多元化社會和種種創舉曾令我耳目一新，如今也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個專制政權。我半是好奇，半是痛苦地關注著卡斯特羅試圖靠自己的力量改革振興古巴的努力。蘇聯甚至連裝裝樣子表示支援都不肯。卡斯特羅一定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在古巴問題上，我和在世的最偉大的德國作家京特·格拉斯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寫道：“我始終反對古巴實行的不切實際的社會制度。然而今天這一制度行將滅亡之際，我看到除了巴蒂斯塔外，沒有另一種制度可以取代它時，又決定支援卡斯特羅。”

第十六章　末日

1980年，波蘭成立了以瓦文薩為首的獨立的團結工會。整個東歐陣營為之震動。比鄰波蘭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感受尤其強烈，擔心波蘭局勢的動盪會殃及自身。波蘭工會在民運中的帶頭作用令波蘭共產黨上層坐臥不安。工人罷工後，波蘭共產黨再也無法自稱代表所有勞動人民了。

70年代末，根據外國情報局提供的準確情報，我們瞭解到波蘭社會不滿情緒日益蔓延。瓦文薩圈內有我們的耳目。波蘭最著名的知識分子米赫尼克身邊也有人向我們通風報信。不過波蘭與東德諜報機構之間的關係始終彆彆扭扭。即便我們告誡波蘭當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