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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1)
終有一天,我們發現性別不再是一個生物學概念,我們自小從教科書上得來的經驗也全部破產:男子不再經由外掛體、喉結和鬍鬚來獲得一致的規定性,女子也不再經由陰道、乳房和平滑的肌膚來獲得性別認證。這對追求多樣性的人文知識分子來說也許是個噩耗,但對“只准生育一胎”的計劃生育夫婦來說,卻絕對是個喜訊,他們不再有“生兒,還是生女”的困擾。儘管短期內人類還不可能進化為一個性別,但透過分工的消失和審美上的強化,中性人的出現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這一切得益於“性”的重新發現。在漫長的前現代時期,人們大致持有這樣的觀念:性是亙古不變的一種生物本能,它本身並不構成一個問題,所以幾無探究的必要——即使探究,也應完全納入醫學企圖之中。基於此,圍繞性發展起來的是一整套技術:作為一種生物本能,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如何助長它,或者壓抑它。這使得性話語在權力介面上的投影無比單純:縱慾/禁慾。進而,我們取得了對古典歷史的基本印象:縱慾時代與禁慾時代交替出現。同時,我們獲得了對古典時代的道德判斷:荒淫的或者節制的,頹廢的或者進取的。
但現在,這一切都終結了。因為性這個傳統的醫學重地,被社會建構主義者、本質虛無主義者、階級論者聯合起來攻佔了:性不再存在一種神秘的、有待發現的本質,不再是一種自在之物,而是一種可以被建構的話語,以及由話語指導的實踐。一句話,性不是被“發現”出來的,而是被“發明”出來的。
性徹底被社會化了。
這使得性別的生物規定性一夜之間崩潰了。各種激進運動的鼓譟者和女權分子、疑似女權分子聯合起來發明瞭一個真理:性別不是先天的,而是後天的。在男女平權成為普世思想時,這個真理獲得了各民主國家和標榜民主的國家政府的庇護,從而使它在政治上永遠正確——任何妄圖質疑它的人都被視為性別歧視的罪犯。
首先受到指責的是教育。它的罪名是,在一個女孩長大的過程中,不斷要求她蹲著撒尿、留長髮、細聲細氣說話、保持坐姿不能兩腿張開朝向客人、熱愛小動物以暗示她對小孩必須懷有耐心和感情、整潔、從不厭惡炊具、喜歡床而不是書房、不能對兵器發生熱情、在諸如“強大/弱小”“進攻/防守”“攫取/給予”等一系列對立範疇中自覺對後者抱有認同……
教育讓一個人變成了女人,而讓另一個人變成了男人——這被看做是男權主義者操縱的結果。而支援教育的一整套文化體系以及作為文化體系核心次元的價值體系也都遭到抨擊,女人們拒絕廚房,拒絕孕育,拒絕男人為她們設定的審美規範:身材修長,乳房高聳……
更重要的是,她們拒絕分工。各個行業中不斷湧現的“女強人”受到追捧,與此同時,“小男人”“居家男人”被看做是“好男人”的同義語。各種事業心強、沒有時間呵護妻子的丈夫受到程度不等的詛咒:妻子覺得並不幸福;妻子難耐寂寞紅杏出牆;妻子聯合情人騙走丈夫錢財、害了丈夫性命——這種充斥了廉價女性雜誌三分之二版面的悲慘故事,時時刻刻都在被講述,尚未奪權成功的女人更希望這一則則寓言能驚醒冷落了她的丈夫們。
強大的女權主義攻勢使得男性陣營徹底分化並斷裂:男人的和男生的。
作為一個概念,男人逐漸變成貶義詞,它的意義可能是:昏聵的、蒼老的、過期的……它跟“大爺”“叔叔”“哥哥”這種歧視性的稱謂同構了。與之相反,“男生”“男孩”則受到歡迎,它們的意義確定無疑:陽光的、青春的、正當時的……深藍色、灰色、黃色遭到貶抑,而粉色、紅色、白色受到優待——從體恤在男生中流行的色調我們可以看出“男生”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何炅應運而生。何炅主義也應運而生。何炅主義者的綱領是:我是漂亮男生,我喜歡活潑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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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21世紀的審美與中性人(2)
單從技術層面講,長髮不適合活潑,耳環不適合活潑,高跟鞋不適合活潑,裙不適合活潑,大乳房、高挑身材都不適合活潑……故而,活潑女生把這些昭示女人性徵的物事一一褪去,跟漂亮男生一樣,穿起了乾淨的體恤和乾淨的牛仔褲。走在人群中,他們的性別已經沒法一眼辨識清楚了。
基於此,李宇春和郭敬明受到全民愛戴,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不是男人眼裡他們是女人,也不是女人眼裡他們是男人,他們壓根是一種全新的性別——中性人。在性走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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