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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大部分人口的漢人，想想能徵多少兵吧。況且除了漢人定居民族特性，滿、蒙可都是男人們上馬便是兵、下馬就是民的主兒，既比中原民族徵兵易、成本低、來得快，又能輕鬆得到更多能征慣戰之士。

因此多爾袞帶走的人馬最保守估算也當有十四五萬強兵，也許都有二十萬了，只是清人極不願記載自己每次出征的軍隊數量，很難搞得清確切數字罷了。那個時代，中原民族與遊牧漁獵民族打仗吃老大虧了，有些人竟還用雙方總人口及軍隊人數來比較，得出滿洲人最終獲勝的超凡偉大，極端幼稚不是？

一下搞了這麼多人馬入中原，說沒有大志向在後面撐著，好像都不太有人相信，那就讓咱們看看歷史上名頭非常響亮的大清第一漢臣范文程，於四月初四（1644）大軍未出發前，給多爾袞上的奏書咋說的吧。可不要小看這個，它可是一向被後人拿來作為清人入主中原的總戰略方針來看的，代表了帝國統治階層的最高精神。不過清官方記載時已多次刪改，很難看到原文全貌了，但其中仍透露出來的與清人早有定鼎之志不相符的東西，倒越發顯得彌足珍貴了。

“乃者有明，流氛踞於西土，水路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燮伐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今明朝受病已深，不可復治，河北數省，必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夫明之勁敵，惟我國與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是我非與明朝爭，實與流寇爭也。……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當嚴禁軍卒，秋毫無犯，又示以昔日得內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進取中原之意，官仍為官，民仍為民，官之賢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養之，是撫其近而遠者聞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數省可傳檄而定也。……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當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信。惟攝政諸王察之。”（全文詳見《清世祖實錄》）

看下來，真要懷疑這范文程的韜略水平了，文章寫得亂姑且不去說它，戰略上也是雜七雜八，沒有一個主心骨，還有點自相矛盾。什麼明已不可治啦，河北一帶將歸他人啦，與咱爭天下的換成流寇啦，不要再搶掠百姓啦，得民心河北傳檄可定啦（清人得天下啥時憑的是人心），大明願和也不要拒絕啦（不可治了還跟它和什麼），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啦（等於沒說），長城內要擇一堅城固守啦（不是要奪河北嗎），等等。不過其中有兩處倒值得關注。

一是進兵的最大著眼點一再停留於河北數省（黃河以北，大致今華北），加上其他種種跡象可表明，大清起初的入主中原，跳不出四百年前金國的窠臼，最大限度也就是佔據河北而已，哪裡是什麼整個天下。這從剛入關後的表現，也可看出。

二是沒有一次提過李自成入京，倒是能側證出當時的多爾袞確實不明瞭北京的狀況，才會在大明北方已亡時，還把直接矛頭對準它，直到十三日大軍渡過遼河，方知北京實情，原來對手變成李自成了。

據記載，范文程還向多爾袞進過一次大策：“自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厥君後，此必討之賊也。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其敗道有三：　逼殞其主，*矣；刑辱縉紳、拷掠財貨，士忿矣；掠民資、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之，卹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碑傳集》第三冊）

這儼然是對李自成在京表現的完美總結，向來也是人們樂於引用的。問題是，清人大發兵時都不知李自成打進北京城了，連吳三桂四月上旬也才從逃出的家人口中得知一點京城的訊息，他范文程何時知道得這麼詳細呢？又是誰告訴他的呢？真實性很讓人懷疑，不足為憑。

且說多爾袞得知李自成打下北京城後，對是否繼續前進有點猶豫，畢竟那是一個從沒較量過的對手，想想自家人曾三圍北京不能下，而人家一次就搞定了，必有過人之處呀。為此他還專門請來與李打過仗的洪承疇，想聽聽他的意見。

洪承疇自然也是一番高談闊論，其中認為大順軍“雖不能與大軍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之也”。判斷還算正確；嚴明軍紀方面，與范文程類似，也應肯定。至於對李自成“遇弱則戰，遇強則遁”（《清世祖實錄》卷四）的看法，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那更多是六年前的了，彼時李自成標標準準的流寇，此時可是有廣大疆土在握的帝王，哪能相等觀之？一個新興政權面對從未交過手的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