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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勢好轉，劉伯承要求出院養傷。

臨行前，艾毓梅送給他一副柺杖，說：“你的傷不久就可痊癒了，我看你的腿上肌肉壞死太多，手術損傷不輕，愈後必成曲腿，這副柺杖可作你的終身伴侶。”

“世上有拿著柺杖走路的軍人嗎？”

劉伯承笑著說：“請留下送給別人吧！”至此，艾毓梅只好聳聳肩，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在成都剪子巷胡俊泉家養傷，劉伯承最為惱火的是傷口癒合後，傷腿果然伸不直。

經過反覆思考，意識到惟有依靠鍛鍊才是出路。

透過鍛鍊以恢復右腿功能是十分難熬的苦事。

劉伯承每天用力拉伸，雖疼痛難當，渾身出汗，仍堅持牽引，初期效果明顯，但到腳尖著地能行走時，再無進展。

一天，劉伯承將腳放在凳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強令弁兵猛坐他的傷腿，當時劉伯承吼叫一聲痛昏在椅子上，傷腿腫了起來。

幸好，有一位老中醫用中藥包敷傷腿，不多久，劉伯承的腿就漸漸好了。

拒絕截肢，得以恢復功能，劉伯承再創了一次奇蹟。

豐都戰役，彈穿顱頂，眇之一目；大足之戰，重傷肱股，險喪一腿。

兩處重創刻記下他青年時代12個春秋戎馬生涯的戰績。

後來，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劉伯承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青年時代經歷的挫折和痛苦，是常人所難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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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軍人成為革命者（1）

苦心志求索劉伯承在成都養傷期間，心裡苦悶煩惱，閉門謝客。

只感到辛亥革命推翻了一個清朝皇帝，又出現了袁世凱、曹錕、吳佩孚等一個又一個封建軍閥，徒有民國的虛名，談不到民國的實質。

他清醒地認識到：軍閥混戰此起彼伏，省與省之間，一省之內甚至一個軍系之內，明爭暗鬥，日甚一日。

而爭鬥的出發點說穿了就是爭奪兵權和地盤。

混戰導致了國家四分五裂，帝國主義從中漁利，人民仍陷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中。

面對冷酷的現實，劉伯承對友人透露了自己的觀點：看來三民主義還是無法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

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救國救民之道在哪裡？中國向何處去？他為這些重大問題而思索著，養傷實際上是在尋覓一條新的救國道路。

劉伯承離開後，作為熊克武支柱的第二混成旅軍心渙散，中下層軍官紛紛出走，頻頻失利，最後竟剩下不到一營兵力了。

當熊克武屢屢派大員促請劉伯承重返軍旅，收拾殘局，都被他堅決謝絕，劉伯承坦陳道：“伯承從軍是為救國救民，決意不在去為某些人爭奪地盤賣命了。”

正當劉伯承探索新路的時刻，他遇見了分別三年的吳玉章，此時，吳玉章已是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劉伯承向來敬重這位有膽量有學問並有豐富革命實踐的學長，透過同吳玉章的交往，結識了楊公。

從此，他又受到了新的啟發。

比劉伯承年輕6歲的楊公，17歲開始參加反對袁世凱的革命活動，19歲赴日本留學，在日本期間，他閱讀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22歲他回國返川。

從此他一面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一面進行革命的組織工作。

他同劉伯承結識，從相互切磋、交談當前國家大事和人民要求中，並由劉伯承的12年軍旅生涯中，認識到他是一位傑出人物，他在日記上寫道：“伯承機警過人，並且很勤學的，頭腦異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遠大志向，得與之交，我心內是很快活的。

目前我們雖說不上深厚的情感來，但我已決意與他長久交好，他堪當益友之列，並可同行於一個道路。”

真誠又熱情的楊公，向劉伯承毫無隱瞞地講述了進步的新思潮，給劉伯承留下了深深的好印象。

楊公認定：“社會的過程，有自然的規律。”

他認為：“當時中國的社會已陷於半殖民地的狀態了。

國內的軍閥，無論哪一個後面都有帝國主義在作背景，此撲後起，混戰不休。”

這有助於劉伯承瞭解軍閥混戰的根子所在。

楊公剖析了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並表示自己“奮鬥的雄心油然而生，內心的信仰更加堅決。

”他對軍閥不抱幻想，而且指出軍閥“外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