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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躲藏到附近漁民家中，選擇時機相繼離去。

劉伯承、惲代英、吳玉章等人先乘船到了香港，同中共廣東省委取得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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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動始末記》的光輝思想（6）

他們就轉道上海，找到了黨中央。

11月，黨中央委派劉伯承、吳玉章等人一起，從上海登上蘇聯船隻到莫斯科參加學習，以迎接新的革命任務。

劉伯承認為“南昌暴動，是中國無產階級奪取領導權在歷史上的第一頁。”

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批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議，每年8月1日為紅軍建軍節。

劉伯承以這支光榮軍隊的締造者之一載入了史冊。

教訓勝萬金南昌暴動失敗後，劉伯承憑回憶寫下了記述這一偉大歷史事件的《南昌暴動始末記》，他的意圖是“供我們的黨在失敗中研求教訓之材料”。

吳玉章也寫了一本《八一革命》（1928年5月30日），對事件作了全面的政治分析和理論探討，自我批評精神誠摯，他說明“書中關於軍事部分大部取材於劉伯承同志的報告”，可見劉伯承這份報告書的重要性。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檢驗，《南昌暴動始末記》（以下稱《始末記》）至今仍然是一篇學習中###史、瞭解劉伯承兵學的重要文獻。

《始末記》是向黨組織的一份報告。

其目的是“以作此後革命進行之取鑑”。

劉伯承是南昌起義“負責軍事責任的一人”，可是他的這份報告並不是純軍事性質的報告。

“軍事是根據政治決定的”，他對起義作了全面的研求，因而《始末記》所提出的問題和教訓都是關係到我們黨如何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基本問題。

所謂“取鑑”，就是為“此後革命”作鏡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一樣，《始末記》首先對起義前的政治形勢、階級關係做了分析。

當時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等對土地革命搖擺不定。

這些人的叛離革命隊伍僅是“時間問題”，對此，我們卻無準備。

同時，由於“對張發奎（擁有1萬人的兵力）猶未絕望，以為可以使之左傾，同到廣東，”當中共意識到汪精衛在九江拉攏了張發奎敵視我們之後，才決定“單獨打到廣東去。”

對同盟者的動搖和叛變，不能及時覺察，沒有事先防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