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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但是劉伯承兵學的中心課題，而且也是我國人民軍隊發展的歷史規律。

南昌起義雖然對敵人力量的估量有“失之於小”的錯誤，但是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根本上絕對的無勝利之可能，失敗是必然的麼？”

他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不是的。

或是根本上有相當勝利之可能。”

當然，“暴動的勝利，自然不敢說是絕對的，但我們如善於利用反革命營壘中的利害衝突，而又施以精敏正確的行動，誠有相當勝利的可能。”

劉伯承指出：“因我們在行動上犯了錯誤才至於失敗。”

這含義很清楚，指的是：即使在強敵之前，如果指導思想正確，能從實際情況出發，勝利的可能性還是有的。

黨在幼年期遭受了挫折，能從中吸取教益的本身，這也是非常寶貴的收穫，失敗是成功之母。

他指出了“行動的錯誤”一共是八條，如果歸納成一點就是黨的領導問題，黨的正確領導是關鍵。

後來，周恩來認為南昌起義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後不應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

終於拿到了俄文這把金鑰匙（1）

黨員軍事化1927年12月的莫斯科，早已出現冰凍。

由溫暖溼潤的中國南方，驟然來到冰天雪地的俄羅斯，劉伯承感到有些不適應。

但作為一名久經沙場的革命軍人，氣候的變化根本算不上什麼。

生僻的俄文像一道難關，擋在了劉伯承面前。

他要從字母學起，短期內必須聽懂高階步兵學校的課程，讀懂一批俄文軍事書。

蘇聯老師嚴格得很，對於回答不出問題的學員不讓坐下，讓大家給你“照相”，在眾目睽睽下叫你不好受。

劉伯承用上全身心的力量，有步驟地“掃盲”，自覺地一步步地掌握字母、生字、短句、發音、常用字，由淺入深，不搞突擊，講究真懂、真會，多練、多寫、多讀，常向同學請教，少休息多用功。

他認為如果拿不下俄文這一關，黨給他的學習任務也就無法完成。

作為“南昌八一起義”的參謀長，學習之餘，劉伯承還要經常參加關於這一歷史事件的討論和研究。

1928年6月，中共中央通知他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址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離茲維尼果羅鎮不遠的一座鄉間別墅。

依照大會的規定周恩來作“軍事問題報告”，補充報告由劉伯承擔任。

這次大會意義重大，是為了總結大革命時期和“八七”會議以來的經驗教訓。

為此，劉伯承細心準備，使這份補充報告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他指出列強和南北軍閥的反動本質，以及這兩大敵人的制度矛盾與外強中乾的實質。

他剖析了軍閥軍隊的虛弱性，並且提出如何瓦解這些反動軍隊的方針和方法。

劉伯承在“黨員軍事化”專題中，提出的建議很有見地，同時也具有理論上的創新。

劉伯承認為：“對於軍事，人人都要重視它，學習它，武裝工農，領導工農，奪取政權。”

至於如何學習軍事，劉伯承講得更為具體：“使用武裝方面。

廣州暴動工人百分之七十五不會打槍，甚至自己打死自己人，得著敵人三十門大炮，只用了五門。

從這次可以看出使用現代武器的重要。

我們對於射擊以至於手榴彈自然該學習，就是舊式的刀矛，我們也要利用它來奪取敵人的武器，也是應該學習的。”

“現代技術條件下的戰術，都應充分地訓練與學習。”

“學習必須長期刻苦地研究才行。

黨員軍事化，才能奪取政權、維持政權、鞏固政權，才能說到中國革命勝利，世界革命勝利。”

劉伯承的這些見解，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漫長的軍事征程上，足以證實他的觀點值得珍視。

攻下俄文關學習俄文的艱難過程中，他曾給川中舊友王爾常寫信，詳細闡述了自己勤學的信念和方法：“餘年逾而立，初學外文，未行之時，朋儕皆以為慮。

目睹蘇聯建國之初尤患饑饉，今日能餉我以牛奶麵包。

每思川民菜色滿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餘鑽研主義、精通軍事以報祖國之心。

然不過外文一關，此志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