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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並不特殊，其基本推動力主要三條：一是把激勵搞對，二是讓市場起作用，三是實行對外開放。前兩項是改革的內容，後一項正是開放的內容。

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與反思（2）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中國改革應當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縮小國有經濟範圍，發展私營經濟；應當實現多種所有制平等競爭、共同發展；應當建立法治，憲政縣憲*。針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吳敬璉最擔心的是這種高速增長能否持續，他認為中國經濟的最大問題就是“兩頭冒尖”——所謂“兩頭冒尖”就是，成就顯著、挑戰嚴峻。從社會經濟生活的現象層面上來看，日益突出的資源短缺和環境的惡化，包括*的蔓延和貧富差距的擴大，成為困擾中國社會的最大問題；從宏觀經濟的深層結構看，可以歸結為內外兩個方面的失衡，內部失衡主要是“過度投資而消費不足”，外部失衡主要表現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外匯存底的大量增加，造成中國跟貿易伙伴國之間的摩擦加劇，同時使自己的貿易條件變差，出口產品賤賣，還搭上了我們的資源和環境破壞與惡化。內外失衡體現在宏觀經濟上，是貨幣的過量供應或流動性氾濫，從而導致房地產、股票和收藏品的資產泡沫以及通貨膨脹和物價指數的上升。從中長期的觀點看，這些問題還會導致金融嚴重脆弱的系統性風險，一旦遇到意外衝突，讓人感到危險。

吳敬璉還指出，如果從*在《資本論》裡對西方國家19世紀傳統增長模式進行的分析表明，這種靠投資拉動的增長必定會造成“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或者說，物質資本在總投資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人工資本在總投資中的比重不斷降低，並導致平均利潤率下降和無產階級貧困化。而一些著名的現代經濟學家，像索洛、庫茲涅茨、舒爾茨等也在研究中得出結論，西方國家靠投資驅動的早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只有轉變為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現代增長模式，才有可能實現持續增長。

針對這些問題，吳敬璉透過深入觀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主要原因在於舊體制的“遺產”沒有消除，它已經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障礙。最重要的體制障礙來自四個方面：

第一，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比如說信貸資源，因為我們的金融體系改革沒有到位，各級政府依然對於信貸的發放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再比如土地資源，因為土地產權不明確，依然是由各級政府自由裁定運用。1992年的十四大在確定市場經濟改革目標時就已經明確，所謂市場經濟，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我們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所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就是資源按照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價格進行交換。由於這種價格能夠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市場交換可以使資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但是現在，一些重要資源卻不是由市場，而是由黨政領導機關按自己的意圖支配的。

第二，把GDP的增長作為各級政府政績的主要標誌，不光在黨政機關考核幹部時如此，社會輿論也是如此，整個社會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這促使各級政府官員運用權力，投入資源去追求GDP的高增長，哪怕是無效率的高增長。

第三，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與物質生產部門的增長緊密相連，從財政收支兩方面看都是這樣。從財政收入看，各級預算的主要收入是所謂生產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跟物質生產部門的速度是直接掛鉤的，所以使得我們的各級政府不得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質生產部門的擴張上。從財政支出看，在一次財政部召開的“財政體制與和諧社會建設”國際研討會上，一些學者提出了一個很深刻的見解。他們說，中國的政府支出結構現在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政府對於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社會保障和義務教育的支出責任大約有70％落在縣或縣以下財政的肩上。由於縣和縣以下政府財政能力薄弱，這種下移不但使這些公共服務提供的情況很差，而且使得各級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質生產部門的增長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則日子就過不下去。上屆政府在卸任以前曾就“三農”問題徵求經濟學家意見的一次會議上，議論過九年制義務教育在內地農村基本沒有實現的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呢？經濟學家們指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支出責任在縣以下機關。而我國縣鄉財政力量極為薄弱，根本無力承擔。為了在內地農村實現九年制義務教育，必須上提支出責任。後來黨中央、國務院採取了措施，把九年制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