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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然發表，使戈培爾的宣傳機器猝不及防，對希特勒的威信造成了很大的損害，不僅在一般公眾中間是如此，而且在納粹黨人中間也是如此。這時，希特勒再次答辯說，他沒有要求得到“全部權力”，他只要求得到總理職位和少數幾個部，這已經沒有用了。對興登堡的話，一般都是深信不疑的。

與此同時，動員起來的衝鋒隊員們這時已經感到焦躁不安。希特勒當天晚上召見了他們的領袖，同他們談了話。戈培爾在日記裡寫道：“這是一件困難的任務。誰知道他們是否能夠保持原來的陣容。要對勝利在望的軍隊說，這次勝利己被剝奪，沒有比這更困難的事了。”那天深夜，這個矮小的博士閱讀胖德烈大王的信札，尋找安慰。第二天，他匆匆趕到波羅的海海濱去度假。他寫道：“絕望的情緒瀰漫在黨內同志中間。”他甚至不願出自己的房門同他們交談。“至少在一星期之內，我不想聽到關於政治的談論。我只要陽光、空氣、寧靜。”

希特勒也回上薩爾斯堡去享受這些東西，考慮未來。正如戈培爾所說的，“第一個大好機會給錯過了”。當時但澤的納粹黨須袖赫爾曼·勞希寧發現元首在山頂上愁眉不展，默默沉思。希特勒告訴他，“我們必須毫不留情”，然後大罵了巴本一通。但是他並沒有喪失信心。他說話的口氣，不時流露出彷彿已經當了總理一樣，他說：“我的任務比俾斯麥的任務還困難。我必須先建立國家，然後才能開始處理我們所面臨的國家任務。”但是，要是巴本和施萊徹爾組織軍事獨裁，鎮壓納粹黨，那怎麼辦？希特勒猝然問勞希寧，當時在國際聯盟保護下的獨立的自由城市但澤是否同德國訂有引渡協定？勞希寧起初摸不著頭腦，不知這個問題的意思，後來才明白，希特勒是想找個地方，在萬一出事以後可以避難。戈培爾在日記中說：“有謠言說要逮捕元首。”但是即使到現在，在遭到共和國總統和巴本一施萊徹爾政府的拒絕以後，而且儘管他擔心他的黨可能被宣佈為非法，他仍舊決心要堅持走他的“合法”道路。他壓制了關於衝鋒隊舉行政變的一切談論。除了偶爾情緒消沉的片刻以外，他仍頗有信心，相信他總能達到目的——不是靠武力，也很少可能靠在議會取得多數，而是靠曾經把施萊＇170＇　徹爾和巴本送到最高地位的那種手段：靠幕後詭計，一種兩個人就可以玩弄的把戲。

過不了很久，他就作了一個榜樣。8　月25日，戈培爾在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會談，然後記道：“我們已同中央黨進行聯絡，即使只是為了要對我們的對手施加壓力也罷。”第二天，戈培爾回到柏林，發現施萊徹爾已經發覺“我們向中央黨進行了試探”。次日，他去見這位將軍，想弄清楚是不是那樣。他覺得施萊徹爾似乎擔心希特勒同天主教中央黨的聯合，因為如果他們一聯合，他們就可以在國會里形成絕對多數。至於施萊徹爾，戈培爾寫道：“我不知道這個人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正如戈培爾所說，同中央黨的聯絡，只不過是作為對巴本政府施加壓力的手段，但是結果卻大為成功，這表現在國會中發生的一場滑稽戲一般的事件裡，這個事件成了這個騎兵出身的總理未日的開端。原來，國會在8　月30日開會時，中央黨同納粹黨一起選戈林為國會議長。因此，國會在9　月12日復會後開始它的工作會議時，將第一次由一個國社黨人擔任主席。戈林充分利用了他的機會。馮·巴本總理事前從總統那裡弄來了一項解散國會的命令——在國會還沒有開會著手工作以前就簽發了它的死刑判決書，這還是第一次。但是在第一次工作會議上，巴本沒有把命令帶來。他帶來的是一篇概述政府工作計劃的報告，因為事前獲得保證，如果共產黨提出彈劾政府的動議，就會有一個民族黨議員在大多數其他政黨同意下出來反對進行表決。對於這種動議，600　多個議員中只要有一個議員反對就可以推遲表決。

但是當共產黨議會黨團領袖恩斯特·託格勒把他的彈劾動議作為程式修正案提出的時候，沒有一個民族黨議員或任何其他議員起來反對。最後弗立克代表納粹黨要求休會半小時。

巴本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現在情況變得很嚴重了，完全出於我的意料。”他派了一個信差火速前往總理府去取解散令。

這時候，希特勒在國會對過的國會議長府同他的議會黨團開會，納粹黨處在進退維谷的境地，他們很感為難。他們覺得民族黨不建議推遲表決是欺騙了他們。現在希特勒的黨為了要推翻巴本政府，不得不在共產黨的一個動議上投共產黨的票了。希特勒決定硬著頭皮這麼做，雖然同共產黨這樣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