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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屬於元帥的最後責任。雖然他也一定知道，他這樣做最後將加倍地肯定在軍官團面前成為替罪羊，他還是把最高統帥部的意見在電話中告訴了總統。

既然軍隊的領導人承擔了責任——但是這一點在德國馬上被忘懷了——國民議會就鬆了一口氣，終於以絕大多數透過簽訂和約，這個決定通知克萊孟梭時，距離協約國最後通碟的限期只差19分鐘。4　天以後，1919年6　月28日，和約在凡爾賽宮的明鏡殿簽了字。

一個不和睦的家庭

從那一天起，德國成了一個不和睦的家庭。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約，也不接受批准和約的共和國。從長遠來說，陸軍也不會接受——格羅納將軍是例外——雖然它曾宣誓要支援新的民主政體，而且簽訂凡爾賽和約的最後決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儘管發生了11月“革命”，保守派仍舊掌握著經濟實權。他們擁有工業、大莊園和全國大部分資本，他們的財富可以用來、而且實際上也的確是用來資助各個政黨和從今起努力敗壞共和國聲譽的政治報紙。

和約的墨跡未乾，陸軍就已經開始規避和約的軍事限制。由於社會黨領袖的膽怯和短視，軍官團不僅能夠按照普魯士原來的傳統保持了陸軍，這一點已見上述，而且還能夠成為新德國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壽命不長的共和國的最後幾天為止，陸軍一直沒有把它的命運押在任何一個政治運動上面。但是在10萬新國防軍的傑出建立者漢斯·馮·西克特將軍的領導下，陸軍為數雖少，卻成了一個國中之國，對德國的內外政策有越來越大的影響，最後終於達到了共和國的繼續存在要取決於軍官團的意志的地步。

作為國中之國，它對全國政府保持獨立地位。按照魏瑪憲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的軍隊那樣，陸軍應該從屬於內閣和議會。但是它卻沒有如此。

軍官團也沒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緒。少數社會黨領袖如謝德曼和格爾茲辛斯基主張將陸軍“民主化”。他們看到了將陸軍交還給有著極權主義、帝國主義老傳統的軍官的危險。但是他們不僅受到了將軍們的有效反對，而且也受到了他們自己的、以國防部長諾斯克為首的社會黨同志的有效反對。這位無產階級出身的共和國部長公然大言不慚他說，他要恢復“軍人對世界大戰的驕做記憶”。合法選出的政府沒有能夠建立一支忠於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從內閣和國會的新陸軍，這是共和國的一個致命錯誤。時間後來證明了這一點。

沒有清洗司法系統是另一個致命錯誤。司法當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濫用法律來為反動的政治目的服務。“不可能逃避這樣的結論，”歷史學家弗朗茲·Ｌ·紐曼說，“政治審判是德意志共和國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1920年發生卡普政變後，政府對705　人提出叛國罪起訴，只有1　個人即柏林警察局長受到了判決——5　年“光榮監禁”。普魯士邦不發給他年金時，最高法院還下令照舊發給。德國某地的一個法院在1926年12月裁決，要發給卡普政變軍事首腦馮·盧特維茨將軍積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時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5　年期間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國自由主義者卻以叛國罪被判長期徒刑，只是因為他們在報上或演講中揭露了或譴責了陸軍不斷違反凡爾賽和約的行為。對於共和國支持者，無情地應用了叛國罪法律，但是對於那些企圖推翻共和國的右派，卻不是無罪釋放，就是隻判以最輕的判決，這一點，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61＇看到了。甚至暗殺兇犯，只要是屬於右派，而被殺者屬於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寬大對待，或者得到陸軍軍官和右翼極端分子的幫助，逃出法院的拘押，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

因此，只剩下溫和的社會黨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黨人的協助下，獨力支撐這個誕生以後就搖搖欲墜的共和國。他們受到了反對者的痛恨、咒罵，有時是子彈的襲擊，這些反對者為數日眾，決心日堅。“在人民的心中，”

以《西方的衰亡》（《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ｉ》）一書聲名鼓譟一時的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叫嚷道，“魏瑪憲法已註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亞，年輕的煽動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義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開始駕馭這一力量。

時局對他幫了很大的忙，特別是這兩件事：馬克的貶值和法國的佔領魯爾，我們前面已經談到，馬克在1921年開始貶值，和美元的比價跌到75：1　，次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