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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僱主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所作的慷慨捐助現在收到了效果。但是，企業要繁榮，社會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穩定。而在整個春天和初夏，德國的治安情況每況愈下，狂熱的褐衫隊匪幫在街上橫衝直撞，任意逮人、打人，甚至殺人，而警察卻站在一邊袖手旁觀。街頭恐怖，並不像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那樣，是國家權威垮臺的結果，相反，它是在國家鼓勵、甚至常常是在國家的命令下進行的，而這種國家的權威在德國從未達到過這麼強大和集中的地步。法官受到了威脅，他們不敢判處一個衝鋒隊員，即使他犯了殺人罪行，因為這樣做，自己的性命就要不保。

正如戈林所說，如今希特勒就是法律，到1933年5　—6　月間，元首還在宣佈“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只有在新德國民族受到了教育以後才會勝利完成”。在納粹黨的辭典裡，“教育”意即“恫嚇”——到人人都馴順地接受納粹黨獨裁和它的野蠻暴行的程度。在希特勒看來——他已經不止一次地公開宣稱過——猶太人不是德國人，雖然他並沒有馬上就消滅他們（在他上臺後頭幾個月裡，只有少數人——那是說，少數幾幹人——被剝奪了財產，受到了毒打，遭到了殺害），但是他頒佈命令，不許他們擔任公職，在大學裡教書，從事自由職業。

1933年4　月1　日，他下令全國抵制猶太人的商店。

在納粹黨解散討厭的工會時一度過早感到高興的企業家們，現在發現納粹黨中左翼分子當真相信該黨的社會主義主張，企圖控制僱主協會，解散大百貨商店，把工業收歸國有。成千上萬的粗暴的納粹黨官員到過去不支援希特勒的企業登門拜訪，有的揚言要沒收這些企業，有的要求在企業中擔任薪金優厚的職位。經濟學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爾博士現在堅持要實現黨的綱領——把大企業收歸國有、國家分享利潤、取消不勞而獲的收入和“利＇204］息奴役制”。好像這還不足以嚇壞企業家似的，剛剛上任的農業部長瓦爾特·達裡答應農民把他們所欠的債務本金勾銷一大筆並且把未勾銷部分的利息降低到2　％，這使銀行家們提心吊膽，惶惶不安。

為什麼不這樣？希特勒到1933年仲夏時已是全德國的主人。他現在完全可以實行他的綱領。巴本儘管狡詐，這時已完全無能為力，他原來以為他和休根堡以及舊秩序的其他保衛者在內閣中對納粹黨保有8　對3　的優勢，能夠控制希特勒，利用他來達到他們自己的保守目的，如令他的打算完全落空了。

他自己就被轟出了普魯士總理的職位，而由戈林來接替。他在全國政府中仍舊擔任副總理一職，但是正如他後來悻悻然承認的那樣，“這個職位是徒有虛名”。企業界和金融界的辯護士休根堡已經辭職，他的黨已經解散。納粹黨中第三號人物戈培爾已在3　月13日參加內閣，擔任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

像戈培爾一樣，被認為是個“激進分子”的達裡則擔任了農業部長。

在德國經濟系統中佔據關鍵地位的國家銀行總裁保守分子漢斯·路德博士被希特勒免了職，捲起鋪蓋到華盛頓去當大使了。認識到納粹主義的“真理和必要性”的前總裁。希特勒的忠實信徒沙赫特博士趾高氣揚地在1933年3　月17日繼任了這個職位。在建設第三帝國的經濟實力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準備軍備方面，整個德國沒有別人比沙赫特對希特勒的功勞更大了。他後來還兼任了經濟部長和戰時經濟全權總代表。不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他開始反對他所崇拜的偶像，終於辭去了或者說被解除了他的一切職務，甚至參加了那些密謀要暗刺希特勒的人一夥。他悔不該長期輸誠效忠，以自己的聲望為之助威，把自己的過人才能供其驅策。但是到那個時候，要在納粹黨領袖面前獨挽狂瀾，為時已經晚了。

“不許有第二次革命！”

希特勒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德國，但是當1933年夏天來臨的時候，他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主要的問題至少有5　個：防止出現第二次革命；解決衝鋒隊與陸軍之間令人不安的關係；使國家擺脫經濟困境，為600　萬失業者尋找工作；在日內瓦裁軍會議上為德國取得平等的擴軍權利和加速德國在共和國末期開始的秘密重整軍備工作；最後是決定由誰在年老多病的興登堡去世後繼承他的位置。

“第二次革命”這句話是衝鋒隊頭子羅姆造出來的，他堅決＇205＇　主張要實現第二次革命。戈培爾後來也這麼主張，他在1933年4　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人民中間個個都在談論一定要進行的第二次革命。這是說一次革命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