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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得還要多得多，達146　％。在希特勒下面的所有第三帝國的宣傳家們，都慣於在公開演說中痛低資產階級和資本家，並宣稱他們自己同情工人。但是，對官方的統計數字作一番較為清醒的研究——或許沒有什麼德國人願意傷這種腦筋——就可看出，從納粹的政策中獲得好處最多的是受到痛罵的資本家，而不是工人。

最後，德國工人的淨得工資減少了。除了很高的所得稅，對疾病、失業和殘廢保險的強迫扣款和勞工陣線會費以外，體力勞動者，像納粹德國的其他任何人一樣，還經常受到壓力要對納粹黨的各種各樣的慈善事業作愈來愈大的捐獻，這種慈善事業中主要的是Ｗｉｎｔｅｒｈｉｌｆｅ（冬賑）。許多工人由於不對冬賑捐款，或者捐款的數目被當局認為太少，而丟了飯碗。一個勞工法庭同意這樣立即開除工人，它說，這種不肯捐款的行為是“敵視人民社會？？

要受到最強烈譴責的行為”。據估計，在30年代中期，賦稅和捐獻佔去了一個工人工資總額的15％到35％。每星期6。95元的收入去掉了這樣一個比例，就剩不了好多用來支付房租、準備伙食、添置衣著和作娛樂活動了。

像中古時代的農奴一樣，希特勒德國的工人發現他們愈來愈被束縛在勞工的地位上，雖然在這裡束縛住他們的不是僱主而是國家。我們已經看到第三帝國的農民如何被農場繼承法束縛在他的土地上。同樣，農業工人也被法律束縛在土地上而不準離開農村到城市裡去工作。實際上，必須說，這是唯一沒有人遵守的納粹法律；因為在1933年和1939年之間，有100　多萬（130　萬）農＇265＇　業工人改行到工商業部門工作。但是對工業工人來說，這種法律卻是貫徹了的。以1934年5　月15日的法律為始，各種各樣的政府法令嚴厲禁止工人自由調換工作。在1935年6　月以後，國家就業管理處獨攬職業介紹工作；可以僱用誰擔任什麼工作和在哪裡工作，都得由它們來決定。

1935年2　月實行了“工作簿”制度，於是一個工人若是沒有工作簿就不能就業。工作簿裡記載著他的技能和就業情況。工作簿不僅使國家和僱主對國內每個僱員的情況獲得最新材料，而且被用來限制工人不能擅自離職。如果他希望離職去找別的工作，他的僱主可以扣住他的工作簿，這就意味著他不能合法地在別處受僱。最後，在1938年6　月22日，四年計劃辦公室發出了一項特別法令，實行強迫徵募工人制度。每個德國人都有義務做國家指定他去做的工作。工人沒有充分的理由而擅離工作崗位的，要被罰款和服徒刑。

顯然，這種做法有它的另外一面。這樣被徵的工人，他的僱主不經政府就業管理處的同意就無法將他解僱。他得到了鐵飯碗，這是他在共和國時所享受不到的。

工資低得只能勉強餬口，控制又嚴得毫無自由活動之餘地，德國的工人，像羅馬的無產者一樣，由他們的統治者提供娛樂來轉移他們對困苦處境的注意。萊伊博士有一次解釋道，“我們必須把群眾的注意力從物質方面轉移到精神方面。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比滿足他們的肚皮更為重要”。

因此，他就搞了一個叫做“Ｋｒａｆｔ　ｄｕｒｃｈ　Ｆｒｅｕｄｅ”（“透過歡樂獲得力量”）的組織。它所提供的東西，我們只能稱之為管制化的娛樂。在20世紀的一個極權獨裁政體中，或許像以前的這種政體一樣，不僅有必要控制一個人的工作時間，還必須控制他的閒暇時間。這就是“透過歡樂獲得力量”所做的事情。在納粹黨當政以前，德國有成千上萬個俱樂部，從事於從下棋、踢足球到觀賞飛禽的各種娛樂活動，在納粹統治下，除了在“透過歡樂獲得力量”的控制和指導下的組織以外，不准許其他有組織的社交性團體、運動團體和娛樂團體進行活動。

對第三帝國的一般德國人來說，既然連自己去想辦法玩兒這種事都對你不放心，這個無所不包的官方娛樂組織無疑就聊勝於無了。例如，它使參加勞工陣線的人能夠花極便宜的代價作陸地和海上假期旅行，萊伊博士建造了兩艘2。5　萬噸的船，一艘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另外還包了10艘來供“透過歡樂獲得力量”作海上游覽。本作者曾參加過一次這種遊覽，雖然船上生活被納粹黨領袖們組織到了（使我覺得）簡直難以忍受的程度，但是德國工人們卻似乎玩得很快樂。而且收費便宜之至！例如，到馬德拉，＇266＇　去遊覽一次，連同到這個德國港口去的來回火車費在內一共只花25美元，別的遠足也都是很便宜的。許多海濱和湖岸都被接管過來，供數以千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