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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把戈培爾、鮑曼、克萊勃斯將軍和布格道夫將軍召來做見證人，他在“政治遺囑”上籤了字，然後他們也在這個檔案上簽字。

隨後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遺囑。在這一部分遺囑中，他回顧了他的奧地利下層中等階級的出身，解釋他為什麼要結婚，為什麼要同他的新婦一道自殺；他還處理了他的財產，他希望這筆財產足夠使他的遺族維持溫飽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沒有像戈林那樣利用他的權勢為自己撈一筆大財。

在鬥爭的年代中，我曾認為我不能承擔結婚所給我帶來的責任，但是現在，當我生命行將結束之際，我決定與我有過多年真誠友誼並自願在柏林已遭圍困之時來到這裡與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結婚。

她自願作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這就彌補了由於我服務於人民而進行工作給我們兩人所帶來的損失。

我的所有財物，不論其價值多少，都屬於黨，如果黨不存在了，就歸國家。假如國家也滅亡了，那我就用不著再交待了。我這些年來所收集的繪畫從來沒有打算作為私藏，而完全是為了在我的故鄉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畫廊之用。

他指示遺囑執行人鮑曼把所有值得作為私人紀念品的東西交給我的親屬，並給他們一筆足夠維持一個小資產階級生活水平的費用……

我的妻子同我決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恥辱。我們希望我們的遺體將在我服務於人民12年來進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兩份遺囑之後已經精疲力竭，回到室內睡了。這時天已破曉，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後一個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濃煙籠罩著。俄國人大炮的直射程之內的房屋在倒塌、焚燒。他們離威廉街和總理府已經不遠了！

希特勒睡覺以後，戈培爾和鮑曼就馬上忙碌起來。希特勒在他們作為見證人簽過字的“政治遺囑”中，曾明確指示他們兩人離開柏林參加新政府。

鮑曼十分樂意服從這一指示。儘管他對元首忠誠，但是如果他能避免的話，他是不想同元首一道同歸於盡的，他一生中唯一希望的是在幕後指揮的權力，也許鄧尼茨仍會給他這種權力。這是說，如果戈林在得悉元首去世的訊息後不篡奪寶座的話。為了確保戈林不致篡奪，鮑曼馬上給在伯希斯特加登的黨衛隊打了一個無線電報。

……如果柏林和我們淪於敵手的話，必須將4　月23日的賣國賊消滅。戰士們，負起你們的責任！這關係到你們的生命和名譽！

這是一道要謀害戈林和他的空軍將領的命令，鮑曼早已使黨衛隊將他們逮捕了。

戈培爾博士與鮑曼相反，但與愛娃·勃勞恩一樣，是不願意在他們敬愛的元首已經逝世的德國活下去的。他早已把命運交給了希特勒。只是由於希特勒，他才得以飛黃騰達。他一直是納粹運動的主要預言家和宣傳家，而且在製造納粹神話方面僅次於希特勒。為了使這些神話能夠流傳下去，不但元首應當壯烈犧牲，作為元首最忠實的追隨者，唯一沒有背叛元首的黨內元老，也必須壯烈地死去，給後世留個榜樣，有朝一日能夠使國家社會主義的火苗重新燃燒起來。

當希特勒休息之後，戈培爾似乎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回到他那地下室的小房間裡去寫自己對當代和後代的遺言的。他把他的遺言叫做“元首政治遺囑的附錄”。

元首已經命令我離開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裡去擔任一員領導。

我一生中還是第一次必須堅決拒絕服從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們也同我一起拒絕服從。

在最危急的時刻拋棄元首，實為人情和忠貞所不許；何況在今後餘生中，世人將把我看作是一個可恥的賣國賊和下賤的無賴，我不僅將會失掉同胞們對我的尊敬，也會失掉自尊心……

在元首被叛逆的夢魘纏繞著的戰時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個人無條件地陪著他直到最後犧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為德國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後艱苦的歲月裡，樹立榜樣比活著更重要……

基子這種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並代表我們的兒女（他們太小了，還不能表示他們的意見，如果他們的年齡比現在大一些，也會毫無保留地同意我們的決定）表示堅定的決心：即使帝國首都淪於敵手也不離開它，而要在元首的身邊結束我的生命。因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邊併為他服務，生命對我個人來說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4　月29日早晨5　點半鐘戈培爾寫完了他的遺言。柏林已經破曉，但戰爭的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