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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偏裨者”），馳至劉營告急說：　杜松已抵“酋城”，“深入敵疆，虞攻之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初猶豫，繼而“心動”，恐杜“獨有其功”，令諸將拔營前進，行二十里，耳聽炮聲隆隆，以杜將先入城，則己“宿名頓墜”，令士卒盡棄鹿角，急速前往，隊不成列，進入伏中，代善揮令八旗勁旅突起衝刺，斬殺劉鋌，明軍措手不及，全軍覆滅，朝鮮元帥姜弘立率眾降金。南路軍李如柏，因楊鎬知悉杜、馬二軍慘敗，檄令回師，倉皇撤退。明兵四路出擊，三路敗沒，四總兵戰死，陣亡道員、副總兵、參將、遊擊、都司、通判、守備、中軍、千總、把總等官三百一十餘員，兵丁死亡四萬五千八百餘名，丟失馬、騾、駝兩萬八千餘匹、頭，遺棄火器大小槍炮兩萬件。聞名於世的薩爾滸之戰，以明軍徹底失敗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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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薩爾滸之戰（5）

薩爾滸之戰，是明滿關係發生根本變化的轉折點，從此，後金獲得了主動權，軍心振奮，器械充足，戰馬成群，俘獲眾多，軍威遠揚，為取開原，滅葉赫，下遼瀋，奠定了基礎，而明國則君驚臣恐，官兵畏戰，人畜火器損失巨大，兵無守志，陷入了被動困窘的逆境。

努爾哈赤所使用的甲冑

天命四年（1619）六月十六日，努爾哈赤率軍進攻開原。開原東鄰建州，西接蒙古，北與葉赫相連，是遼陽所恃“以斷夷虜之路”，聯絡北關的軍事重鎮。開原是“古之黃龍府而元之所謂上都”，城大且堅，軍民十餘萬，“物力頗饒”，金銀財帛數百萬。總兵官馬林鎮守，火器眾多，照說是可以抵擋後金軍進攻的。但是，薩爾滸慘敗，嚴重影響了士氣，“人心不固，兵氣不揚”。加上，此時攝開原道事的推官鄭之範，一貫貪婪橫暴，盤剝軍民，“贓私鉅萬，天日為昏”，以致“素失民心”。此人既貪財，又怕死，四路出征時，鄭是南路李如柏部的“贊理”，見事不妙，隨李狼狽逃回，眼看開原危急，卻置敵不顧，繼續剋扣軍餉，勒索士民。備禦羅萬言以高價買到軍馬，到鄭處支領草豆飼料，“並無升束”，一日餓死戰馬二百四十九匹。把總朱夢祥到開原領錢糧，“一月不給，各軍衣物盡變，馬倒人逃”。上萬馬匹，缺少飼料，散放牧於百餘里外，“賊至猝不及收”。因此，八旗軍輕取開原，“易如拉朽”，斬殺馬林等官將。緊接著，七月二十五日，後金軍攻克了鐵嶺，生擒蒙古喀爾喀部名酋齋賽。努爾哈赤班師回京，略事休整，八月二十一日，又領軍滅了葉赫，殺其城主金臺石與布揚古貝勒，編戶萬餘，大勝而歸，後金軍威，聲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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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遼瀋之戰（1）

一、　坐失良機

後金天命四年（1619，明萬曆四十七年），努爾哈赤於三月在薩爾滸大敗明兵，六月取開原，七月下鐵嶺，八月滅葉赫，所向無敵，進展神速。可是，從此就按兵不動，直到天命六年（1621）三月才進攻瀋陽、遼陽，足足有二十個月之久，沒有發動大的進攻。出現這樣的情況，並非由於汗、貝勒看到明經略熊廷弼排程有方，不易攻取，因此明智地暫時剋制，集軍待變。而是號稱“英明汗”的努爾哈赤，在此時刻，不夠英明，不太聰睿，決策上出了差錯，貽誤了戰機，延緩了君臨全遼的時間，給以後攻取遼陽、瀋陽帶來了不少困難。

天命四年八月滅掉葉赫以後的幾個月裡，是努爾哈赤揮師西征，攻取瀋陽、遼陽的最佳時間，這時明朝的窘困局面，為他成為遼東王提供了最好的機會，無需動用巨大的兵力，不必花費多少代價，不會遇到強有力的抵抗，就能輕取瀋陽、遼陽，可以說是乘勝前進，勢如破竹，易如反掌。這主要是由於以下三個因素。

其一，明廷驚慌失措，排程無力。薩爾滸之戰明兵的慘敗，開、鐵的失守，使得“朝野震動”。身肩軍政要務的庸相方從哲，拿不出什麼有力的對策，只是再三呈述“東事危極，京師萬分可慮”，“京師之危，真在旦夕”，懇請神宗視朝，集臣會議軍務，發給內帑，委任新人。昏君朱翊鈞，聽憑百官跪奏，藉口“頭目眩痛，心腹煩懣”，不上殿理政，不召見群臣，還指責戶部拖欠金花銀兩，又詭稱“內庫空虛，蒐括無遺”，拒絕發放內帑。這樣一個醉生夢死腐朽荒淫的老皇帝，配上一個順從帝旨的庸相，怎能制定出拯救遼東危局的大政方針，怎能應付瞬息萬變的軍機要務！

其二，殘兵敗將，畏敵如虎。萬曆四十六年（1618）三月薩爾滸之戰，四路出兵，三路覆滅，雖然官府多方招聚，到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