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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居祖地，深知“夷”情，熟諳路途，又是王杲親家，知悉姻親底細，一旦充當明軍嚮導，就使王杲失去了“地利”的有利條件，陷於被動局面。

第三節 癸未起兵（3）

明萬曆二年（1574）十月，李成梁率軍數萬，攻取王杲之寨，縱火焚燒，殺掠人畜殆盡。王杲突圍出走，三年（1575）二月復糾眾入掠，又為明兵擊敗，逃匿海西女真哈達部酋長王臺處，七月被王臺執送北京，磔於市。王杲之子阿臺圖報父仇，屢次糾眾掠邊。十一年（1583）李成梁再領大軍出擊，取阿臺的古勒寨及其同黨阿海的莽子寨，殺阿臺，“杲自是子孫靡孑遺”。

王杲、阿臺之死及其家族的衰落，與覺昌安、塔克世為明兵嚮導，有著密切的關係。有些文獻認為是塔克世引導明軍攻王杲。如馬晉允的《明通紀輯要》載稱：“王杲不道，殲我疆吏，李成梁因他失為響導，遂梟王杲於藁街。他失者，叫場之子，杲之孫婿也。”黃道周的《博物典匯·建夷考》寫道：“先是奴酋父他失有膽略，為建州督王杲部將。杲屢為邊患，是時李寧遠為總鎮，誘降酋父，為寧遠響導討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

沈國元的《皇明從信錄》，則載稱叫場與塔失父子皆為嚮導，從徵王杲。該書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晉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時，追敘說：

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於阿臺之難。至是，斬克五十以獻，乞升賞。又因貢夷馬三非，述祖、父與圖王杲、阿臺，有殉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酋保寨，且鈐束建州、毛憐等衛，驗馬起貢，請得升職長東夷。時開原參政成遜、遼海參政慄在庭，會查本夷原領敕三十道，系都指揮，伊祖、父為響導剿王杲，後並死兵火，良然。

兩說有所差異，通話記錄形勢來看，《皇明從信錄》的記載，更為準確。其一，萬曆二年（1574），塔克世約三十餘歲，雖值壯年，能征善戰，可是其名不揚，凡事皆父覺昌安出面辦理，前引明代遼東檔案，建州女真進入撫順馬市，只寫了叫場，未寫塔克世，即系明證。《清實錄》亦僅述覺昌安之有為，降服附近各部，未言塔克世有何功勳。從親家變仇敵，為明嚮導，這樣大的事，叫場不點頭，不出面，塔失怎敢自由行動。其二，《皇明從信錄》引的是努爾哈赤自己的話，他遣“貢夷”馬三非，呈述祖、父“與圖王杲、阿臺”，如無其事，怎敢胡說，怎能冒功？開原參政成遜、遼海參政慄右庭，複查之後，亦得出相同的結論，肯定“伊祖、父為響導剿王杲”，這樣的材料，比《明通紀輯要》，當然更有說服力，就史料價值而論，《皇明從信錄》的記載，顯然更為可靠。由此可見，覺昌安、塔克世父子都為明軍引路，參加了消滅王杲的戰爭。

覺昌安父子還為李成梁作嚮導，攻打阿臺，並因此而死於戰亂之中，這就是清人所謂的景、顯二祖之死。在這個問題上，《清實錄》等官書的記述，頗有失真之處。例如，《武皇帝實錄》卷一載：

禿隆城有尼康外郎者，於癸未歲萬曆十一年唆構寧遠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成梁誘城內人出，不分男婦老幼，盡屠之。阿太妻系太祖大父李敦之女，祖覺常剛聞古勒被圍，恐孫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既至，見大兵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於城外，獨身進城，欲攜孫女以歸，阿太不從。塔石候良久，亦進城探視，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並殺覺常剛父子。後太祖奏大明曰，祖父無罪，何故殺之。詔下，言汝祖、父，實是誤殺。

《武皇帝實錄》此敘，破綻不少。既然是明朝大帥寧遠伯李成梁親統大軍出征，重兵包圍城寨，而且“攻城甚急”，身為阿臺的親家，覺昌安怎能獨身進城，怎能攜女出圍？塔克世又怎能繼入城中？如此自由出入，與炮火紛飛彈矢如雨的鏖戰氣氛，怎能協調？實錄撰修者這樣編寫，用心良苦，其目的不過是，欲圖掩蓋覺昌安父子背親棄友投靠明軍的不光彩行為。明人記載卻一致認為，叫場、塔失是為明軍引路進攻阿臺，而死於兵火。例如：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總略載：“先是李寧遠搗阿臺，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徵為響導……因兵火死於阿臺城下。”

苕上愚公《東夷考略》載：“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徵阿臺，為響導，死兵火。”

沈國元《皇明從信錄》：“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徵阿臺為響導，死兵火。”

努爾哈赤自己也曾經承認這一事實。萬曆十七年（1589），他還僅僅是一個小部寡民之長，急需倚賴明帝討要職銜以“誇耀東夷”時，特遣“貢夷”馬三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