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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社團人員）

“有人質問：你們為什麼沒有反對戰爭？我想，是因為國民並不懷疑國家政策。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面做出的決定不抱懷疑……透過教育宣傳，日本人從心底裡養成優越感，讚美戰爭，蔑視其他國家和民族，終於推動戰爭。”（熊井雅男，六十六歲，東京退休者）

“滿洲事變爆發，報社立即開始為陸軍軍用飛機募捐，用小學生節約零花錢為飛機捐款來掀起國民的捐款熱。捐獻的飛機被命名為愛國號……中日戰爭爆發，報社又舉行有獎徵集軍歌活動，入選歌曲有行軍歌《手持膺懲的槍劍》、露營歌《不立軍功死不休》、《視死如歸》，後來還有《日之丸進行曲》、《送出徵士兵》等，在日本軍隊中產生很大影響。

“大東亞戰爭爆發，新生兒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徵’字和勝利的‘勝’字，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歲左右的人叫這種名字，總是心口作痛。”（吉田彰男，六十五歲，日本電報電話公司退休職員）

“……體檢時軍醫突然對我說：‘明天回家去。’我大吃一驚，‘身體哪兒不好吧？現在讓我回家，太見不得人了。’‘這是命令。’真是比把我的腦袋割了還要難受啊。

“被命令回家一共兩個人，我接受的教育告訴我，不能參軍的男子不是日本男兒。我達到了士兵體檢的第二類乙種標準，現在卻被命令回家，太可恥了。無論如何也不能回家，我幾次來到火車車廂的門外踏板上，心想還不如跳下去死了算了……”（長屋義雄，六十一歲，愛知縣退休公務員）

“我家正好對著鹿島神宮的大門，有一天，大隊士兵的靴聲咚咚地從門前經過，一邊揮舞拳頭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旁邊的人哽咽著回答我，他們要駕飛機去撞沉美國人的軍艦。原來這是特工隊員到鹿島神宮去做最後的參拜。很久以後，我才聽說這些特工隊員都是年僅十七八歲的少年人，當時心中堵得難受。後來每當我看著與當年特工隊員同齡的上高中的兒子，就不由得不想，我們現在沒準正奔向一場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發生的戰爭哪！”（大場滿子，四十七歲，琦玉縣，家庭主婦）

“老兵折磨新兵，在軍隊裡被叫做‘課目’。他們先喊一聲：摘下眼鏡！站穩了！接著鐵拳飛來，打得鼻青臉腫。連第二天早上喝醬湯也鑽心地疼，滿嘴的牙都打得東倒西歪。再來，釘著三十六顆大頭釘子的軍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槍都成了打人工具，這不是‘課目’而是純粹毆打了。還有被罰雙手舉槍哈著腰站在雜物櫃下面……永遠有施暴的理由，‘動作太慢！’‘態度蠻橫！’‘眼神不對！’等等，總之只要想打人，什麼理由都可以。（稻永仁，七十四歲，退休中學教師，佐世保市）

“入伍後，第一個訓練是游泳。把我們像捉魚的魚鷹似的用繩子捆起來，突然從船上推到水裡，嗆得沒有呼吸了，才拉上來緩口氣，然後又被推到水裡。軍衣凍成冰。當新兵的時候，臉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樣。真不知爹媽要是看到我這個樣子，會怎麼想。日本兵厲害的理由就在於此，軍隊裡沒有不可能這三個字。只要幹，就能成，不成是因為沒有幹，沒有幹著試試這種想法。（伊藤真治，六十三歲，退休教師，岐阜市）

（注：載《日本人眼中的二戰》，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只有十五個常備師團，但是戰爭爆發當年就激增至四十個師團，到太平洋戰爭後期更是擴充套件到號稱三百個師團。在當時只有不到一億人口的日本，徵召數百萬士兵就意味著這個島國所有能拿動步槍的成年男人都得上戰場。要不是日本舉國一致效忠天皇和擁護戰爭，我們難以想象，一個島國民族何以迸發出如此驚人的戰爭能量以至於險些改變亞洲和世界歷史程序的。

鬼子來了1（2）

戰爭是個惡魔，這個惡魔深藏在日本國民心中。

鬼子來了2

我的朋友樊建川是個抗戰文物收藏家。

他在聞名全國的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近旁建起佔地數百畝的“建川（私立）收藏品博物館聚落”，投資達數億元，其中規模最為宏大的當數抗戰博物館，分為“###抗戰館”、“國軍抗戰館”、“美軍館”、“日軍館”、“漢奸館”、“俘虜館”等，館藏文物展品達數十萬件，其規模已經超越國內同類博物館，堪稱首屈一指。

建川博物館還珍藏有大批從日本和海外蒐集回來的戰爭資料，包括書刊、畫報、專輯、專刊、號外、報紙、宣傳畫、政府檔案、軍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