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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汗這一現實。永樂七年三月，朱棣派都指揮金塔卜歹和給事中郭驥出使韃靼，郭驥曾出使帖木兒汗國很可能與本雅失裡相識　，朱棣在信中說：

邊將得爾部下完者貼木兒等二十二人來，其言眾已推立爾為可汗，爾欲遣使南來通好，朕心甚喜。今遣都指揮金塔卜歹、給事中郭驥等齎書諭意。可汗誠能上順天心，下察人事，使命往來，相與和好，朕主中國，可汗主沙漠，彼此永遠相安於無事，豈不美哉！彩幣大表裡用致朕意，完者帖木兒等朕念其有父母妻子，均給賞賜令使臣送歸，可體朕至意。

朱棣在詔書中表示無意臣服本雅失裡，願意與其平起平坐。他送還了邊將所得之二十二人，對其臣阿魯臺等也都有賜齎，真可以說是至為誠懇了。

然而，事實並不像朱棣信中說的這樣簡單、美好。朱棣在爭取通好本雅失裡的同時，仍然在與蒙古瓦剌部頻繁聯絡，朱棣於永樂六年十月丙子接待了瓦剌馬哈木等的使節　，並於七年五月封瓦剌馬哈木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寧主。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　，並給賜印誥。既然稱本雅失裡為可汗，又相約“可汗主沙漠”，為什麼又封其臣馬哈本等為王？且本雅失裡既為元裔　，自以乃祖乃兄繼承者自居，其志焉得囿於沙漠？本雅失裡心中十分清楚朱棣的誠意有多大。他絕不會接受朱棣為他劃定的範圍的。而且，迎立本雅失裡的主要是韃靼頭目，瓦剌與之勢不兩立，朱棣封瓦剌頭目為王，只能會給韃靼頭目帶來反感。果然，本雅失裡等拒絕了朱棣的要求，永樂七年六月辛未，百戶李咬住及韃靼伯蘭等從漠北帶來了給事中郭驥被殺的訊息。其時，本雅失裡阿魯臺為瓦剌所敗，居於臚朐河，“欲驅敗散之卒，掩襲兀良哈諸衛，遂襲邊境”。朱棣無法忍受如此的侮辱，怒曰：“朕以至誠待之，遣使還其部屬，乃執殺使臣，欲肆剽掠，敢肆志如是耶？逆命者必殲除之耳！”　他決心用武力剷除逆命之寇。

朱棣對蒙古的政策從此發生一大變化，從“去則不追”變為“逆命必殺”。從此，他為殲除“逆命”之寇耗盡了精力，一直到死於北征蒙古的歸途。

從表面看來，朱棣是在一再忍讓，求和不成才怒而決定用武的，實際上，朱棣對蒙古政策的變化還有更深刻的內在原因。首先，明朝國內的形勢已遠非朱棣即位時可比了，政治反抗已經大體平息，社會秩序已經穩定，另外安南的戰爭從永樂四年開始至永樂五年告一段落，明廷在安南設定了郡縣，篡殺逆命的黎季犁、黎蒼等已獻俘京師。朱棣已經可以騰出力量把目光投向北方。朱棣說“逆命者必殲除之”的話是在永樂七年六月，而在這一年的三月朱棣已經從南京來到北京。難道朱棣此次北行只是為了巡幸他的龍飛之地嗎？他是否對在北邊用兵早有成算呢，且本和田清先生說：“在這期間，四月，所以派郭驥等出使蒙古，如果不是為了冀求萬一僥倖詔撫收效，也只是為了獲得出兵的藉口。”是肯定朱棣早已有了出兵的決定的，但這方面的證據還不足。　然而，我們從朱棣的北巡、營山陵、封瓦剌馬哈木等為王，以及赦免曾助其靖難的將士及北京人民之罪這些事來看，朱棣確已用更多的精力注意北邊的工作，可以說，朱棣用兵蒙古從而使之臣服也是久有醞釀的。

永樂七年七月，朱棣以淇國公丘福為徵虜大將軍，率師十萬徵韃靼。八月，丘福敗績臚朐河，全軍覆沒，《明實錄》等書多以為丘福指揮失誤，並說丘福辭行時，朱棣曾授以方略，丘福臨陣背棄朱棣所囑云云。這顯係為朱棣開脫之辭，明軍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朱棣的輕敵。朱棣在郭驥被殺以後僅一個月，便命十萬之師倉卒遠征，準備不足是顯然的。當時海內大定，經濟已經得到恢復，明軍又在安南取得新勝，朱棣方在志得意滿之時，又過低估計了韃靼“殘虜”的力量。他的這種情緒，很可能也傳染了丘福。清初史學家談遷說：“本雅失裡之初，眾心未附，降胡接踵。謂垂敗之虜，尺組可縛。故淇公揮劍無前，滅此朝食。迨警塵沸天，捐十萬之甲以填臚朐，猶未塞也。嗟呼，蜂蠆有毒，況冒頓之餘腥乎，上（朱棣）在潛邸，數出塞北，自後陰山斷牧者十餘年。兵有時而變，不得以前事為準也。”　朱棣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對這次失敗是要負責任的。

朱棣志得意滿，方欲用“四夷來朝”、“天下一家”來誇耀於國人，然而遣使被殺，命將敗績，“逆命者”仍然逍遙漠北。高傲的大明皇帝無法忍受如此巨大的恥辱，絕不能讓潛在的政治反對派在暗中窺笑。為了保住尊嚴，只有一種選擇，親征，而且必須取勝！

九、“五出漠北，三犂虜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