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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藝術性不低，但宣揚熱衷功名、提倡投機善變，此正是阮大鋮後來晚節大虧的思想根源。鄭板橋也曾作詞譏諷晚明朝廷在阮大鋮之流把持下的腐爛荒唐：“草木山川何限痛，只解徵歌選色。‘燕子’銜箋，‘春燈’說謎，夜短嫌天窄……。”

當時，受過魏、阮*放逐的東林黨，早已解體，子弟長大成人，他們加入復社，社友眾多，與魏之餘黨成為明末對立的兩大政治勢力。退隱的阮大鋮透過金錢女色拉攏復社中人，曾派王將軍去與侯方域親近，侯的父親侯恂做過兵部侍郎。阮大鋮的這一計謀被舊院中的*李香君識破，因而勸告侯方域不要與阮大鋮的人交往。這一情況，四十多年後，孔尚任取用為《桃花扇》主要情節，對李香君的評價甚至高於復社士人。當時，阮大鋮的勢力漸漸把持朝政，士人們就散發《留都防亂公揭》傳單，在上面具名的有一百四十人之多。

《公揭》指出阮大鋮逃在南京，不但不閉門思過，反而“其惡愈甚，其焰愈張，歌兒舞女，充溢*，廣廈高軒，照耀街衢。日與南北在案諸逆交通不絕，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為搖惑，即有賢者亦噤不敢發聲。又假借意氣，多散金錢，以至四方有才無識之士，貪其饋贈，倚其薦揚，不出門下者蓋寡矣……”，我等“讀聖賢之書，附討賊之義，志動義慨，言與憤俱，但知為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謹以公揭布聞，伏惟戮力同心……。”

在柳敬亭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就這樣存在著嚴重對立，這也影響到了他。一方面，他做為一個聞名的藝人，會被阮大鋮羅致去獻藝，不好拒絕；另一方面，舊院是他日常必去作為“清客”混生活的地方，那裡每日都有文人學士前往尋歡作樂，風氣如此，他也得與這些士人周旋。在復社文人與阮大鋮的對立之間，他正好處於當中。他是一個藝人，倡優等列，社會地位低賤，原無參與那種政治對立的資格，可以對那些事情不聞不問，但事實上他還是無可迴避，於是，他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態度。《桃花扇》第一齣《聽稗》從對話中寫到柳敬亭知道復社文人公討阮大鋮之後，“不等曲終”，與一些藝人一起，從阮家退出。作為藝界魁星，他這一退，特別引起了復社文人的尊敬。

孔尚任這樣寫，應認為是有根有據的，至少，前面引用過的當時那樣眾多復社士人為柳敬亭寫下那樣熱情的詩文，高度認同他這個人，就是一個明證。而孔尚任正是透過泰州人黃雲的引見，接觸到冒襄、鄧漢儀、餘懷、杜浚等人，獲得創作《桃花扇》的許多素材，這些人多為當年過來人，有的是柳敬亭老友。

《桃花扇》四十出，柳敬亭出場十一出，實有由來而非偶然。有點異乎尋常的是，第一齣“正生家門”，該是侯方域這個人物為主，卻是醜扮的柳敬亭成了舞臺的中心，大家議論他時，由稱他柳麻子，到認為他是江湖名士，該稱他柳相公，後來聽他說書，又是拍醒木，又是敲板鼓，唱了長長的五段鼓詞，真是不亦樂乎。第一齣結束時，侯方域說，“敬亭人品高絕，胸襟灑脫，是我輩中人，說書乃其餘技耳。”此言在第十齣《修札》中又說了一次。這些，都反映了孔尚任重視和認可了柳敬亭在復社士人心目中有崇高地位的這種歷史傳說，從而寫到這部現實主義的劇作中去。因此，學者一般都認為《桃花扇》寫柳敬亭從阮家不待曲盡、拂衣退去，不是憑空之筆。

柳敬亭在那種對立中站到了復社士人一邊，雖然一定如此，卻不可能有“正史”為據，然而，《桃花扇》中不厭其煩寫到這些內容，確實不可等閒視之。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寫道：“《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就是強調他的這部作品的有根有據。

《桃花扇》第五齣《訪翠》中，讓柳敬亭說了一大段笑話，不妨引錄在此：

蘇東坡同黃山谷訪佛印禪師，東坡送了一把定瓷壺，山谷送了一斤陽羨茶。三人松下品茶，佛印說，黃秀才茶癖天下聞名，但不知蘇鬍子的茶量如何，今日何不鬥一斗，分個誰大誰小。東坡說，如何鬥來？佛印說，你問一個機鋒，叫黃秀才答。他若答不來，吃你一棒，我便記一筆，“鬍子打了秀才了”，你若答不來，也吃黃秀才一棒，我便記一筆，“秀才打了鬍子了”。末後總算，打一下，吃一碗。東坡說，就依你說。東坡先問，沒鼻針如何穿線？山谷答，把針尖磨去。佛印說，答的好。山谷問，沒把葫蘆怎生拿？東坡答，拋在水中。佛印說，答的也不錯。東坡又問，蝨在褲中，有見無見？山谷未及答，東坡持棒就打。山谷正拿壺子斟茶，失手落地，打個粉碎。東坡大叫道，和尚記著，鬍子打了秀才了。佛印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