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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荀況的《恑詩》時說，“詞甚切激，殆不下於屈原，豈身臨楚邦，居移其氣，終亦生牢愁之思乎？”

可見，“居移氣”，是一定的了。此“居”，我們且直接理解作“住處”，即住宅及其環境。君不見歐陽修蘇東坡每到一處做官，總要把自己的住處弄得很雅的嗎？揚州的風景名區“平山堂”，就是歐陽修作揚州太守時弄的。蘇東坡說他自錢塘移守膠西，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加上飲食與社會環境也不甚佳，所以有些索然，雖能不為所動，畢竟在諸事稍安之後，也就著手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修葺了超然臺，以為登覽，終於改善了他的居處，“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能夠樂在其中，文章也就出來了，曰《超然臺記》。

但凡事總不可一概而論。倘若居住不甚佳妙，影響了寫作的“神情”，那也不要緊，是可以彌補的，那就是“遊玩”。遊玩既能調節情緒，又是“深入生活”的一種方式。我們的先人在這方面也有榜樣。比如白居易，他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貶官降級到了九江，做一個司馬的閒職，居處也不大理想，“住近湓江地低溼，黃蘆苦竹繞宅生”，但他在遊玩潯陽江頭時，有感於歌女的生涯，寫出了好文章，就是《琵琶行》。又比如柳宗元，他貶為永州司馬十年，後又調任柳州刺史，按《新唐書》所論，這都屬於“竄斥”，“地又荒蠻”，居處顯然不好，柳宗元自己就說過，“城上高樓接大荒”的話，他也是用“遊玩”來彌補，《新唐書》說他“自放山澤間”，這是不錯的，有他的《永州八記》這些文章為證。不過，古人貶言的居處荒蠻，在今人也許倒是值得嚮往留連的“最最”自然風景區，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杜甫寫過《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因為住房問題而發這麼大的牢騷，也算是頗有名的了，可是他又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老先生的精神有了昇華，所以這首詩也就成了名篇。由此可見，住在破屋子裡也不等於就寫不出好文章來，因為“作家的神情”是一個積極的因素，但畢竟，居還是移了氣的，杜老先生寫出的畢竟是一首帶著“破”字的歌。

周代的奴隸，住在土屋裡，唱出的是“七月流火”的悲歌；王維住在輞川別墅裡，寫出的詩句是“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多麼恬靜悠閒。

但是，“居”畢竟只是人生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作者下筆時的思想情緒當受著更多的因素的影響，所以，單從“居”這一個方面去考察作者的文章之“氣”，就難免有失全面和深入，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辭職歸山的陶淵明住在草屋裡，卻寫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最悠閒的句子，而住在別墅裡的大官王維竟以陶詩作了自己的範本。

魯迅所引孟子的話，在《孟子》的《盡心章句上》，孟子是“望見齊王之子”的氣質氣概，而發出感嘆的，說“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朱熹註解說，“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下面還講了一個有趣故事，說魯君到了宋國城下，大聲喊門，那守門人詫異說，聽聲音並不是我們國君，但為何又很相似呢？孟子解釋說，“此無他，居相似也。”認為仍得從這方面去做解釋，作為國君，魯君與宋君不但都住在高大華美的宮室裡，而且其“養”也都是很特別的好，所謂“唯闢玉食”嘛，所以都是這樣與眾不同的。可見，孟子對於自己發現了“居移氣，養移體”這個“規律”，很有幾分得意。

朱熹將這個“居”字註釋為“所處之位”。這一註釋是不錯的，若直接理解為“居處”是含糊、狹窄了些，但好在《孟子》裡的“居”，本亦有“居住”之意，比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伯夷“居北海之濱”。而在“居移氣”後面，還並列有“養移體”，可見所言與“住宅及其環境”多少還是有關係的。不過，孟子本人也矛盾，他還說過“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就是說，他是標榜“君子所性”，是不以其“居”，即不以其得到的地位高低為轉移的（居住如何當更不會損其性），反正心中總是充滿了“仁義禮智”，高大得不得了。怎麼會“望見齊王之子”　的氣概不凡，就驚呼“大哉居乎”，讚歎得不得了呢？所以他就需要著意地“善養吾浩然之氣”來支撐了。真是活活反映出“禮”的嚴重等級制下，“居”於下位以至無位的“儒士”心靈的掙扎和自欺。我們在聖賢孟夫子心靈裡似已見到了孔乙己的影子，這就是儒學植於中國知識分子靈魂中“幫閒”角色的自虐自淫、卻又打死也不肯丟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