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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廳與忠義堂這種矛盾對立的存在，所以才能拿來說事，這是修辭上的“譬喻”。而“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以及“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指《水滸》一書的某種傾向性，毛澤東指出《水滸》的這一傾向性，並且借題發揮來說自己那些“政治掛帥”的事情，這很正常，因為他是政治家，正如魯迅拿《水滸》來諷刺“奴才”，因為他是文學家。只是他們不合馬先生口味，這就要另當別論了。

那麼，《水滸》一書，對晁蓋“本來談不上摒與不摒”嗎？馬先生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晁蓋在《水滸》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到攻破東平、東昌，山寨徹底化解他的遺言，才算終結。值得注意的是，到晁、宋關係完全休止的時候，《水滸》本身也成了強弩之末……由此可見架空晁蓋這主線對維繫《水滸》全書如何重要”。這樣說來，“摒與不摒”的事情，對於《水滸》一書，重要得很，怎麼“本來談不上”呢？應當說本來嚴重存在、重要存在，在《水滸》裡是一條不容忽視的“主線”。馬先生的研究，就這樣深入具體地佐證了毛澤東的論斷，可惜的是，馬先生自己卻似乎並不知道。

晁蓋之死，固然是《水滸》成書之前的雜劇等材料中就有的情節，《水滸》的編寫者加以了有機的改造利用，但毛澤東說的正是《水滸》本身，在《水滸》中晁蓋是被“摒”的，在毛澤東啟示下，馬先生指出了這還是《水滸》中的一條“主線”，給毛澤東的論斷提供了堅實的論據，馬先生是功不可沒的。

書中排座次時晁蓋已死，不當在座次之中，表面上確實是這樣，因此“談不上摒與不摒”，但正如馬先生自己正確地分析的，晁蓋之死，很與宋江平日的擠軋晁蓋有關，也就是很與“摒”有關，《水滸》一書就順著宋江心意（或者說順著梁山上這一客觀的內部情況）安排了晁蓋的結局，讓他於排座次時已死，因而不在座次之中，也就不在一百零八人之中。表面上看這是合情合理的，其實，那記著一百零八人的什麼“石碣天文”，不過是騙人的鬼話罷了，《史記》上記陳勝吳廣事蹟時早就揭露過這種把戲。真是全信書不如無書，確實是毛澤東以其睿智第一個看出了箇中機關暗道，看出了有個“摒與不摒”的內部鬥爭，而馬先生一方面沿著毛澤東的思路成功地做出了大量研究，另一方面卻又對毛澤東大發這許多不著邊際的指責，真是自相矛盾，不知伊何也。

四

馬幼垣先生寫道：“宋江雖說‘聚義廳今改忠義堂’，實在因為這個缺乏辨認性的通稱用得太久，成了習慣，遂如此說，並非真的從某專稱另改一名”。

既然可以說得這樣輕巧，那麼宋江改聚義廳為忠義堂，簡直就應當看作不值得一說的一件小事，“並非真的”，那就是可有可無、很無所謂的，只有毛澤東、魯迅這樣不懂的人，才拿來大做借題發揮的文章，說什麼“投降”，說什麼“奴才”，太不應該了，太“政治掛帥，另懷目標”，太冤枉宋江了。

但馬先生自己卻又不這樣看，他下面又寫道，“總而言之，宋江為山寨這個從來沒有專稱的活動中心起個名字，……是宋江表示身份的手段，是宋江成長過程中的‘透過儀禮’（rite de passage）”。那麼將聚義廳改名為忠義堂，就還是有著重要性的，這重要性是“因為要平衡晁蓋遺言所做成的不利局面”，是“不得已的自保措施”，“晁蓋毒咒式的遺言確實給宋江帶來相當困擾”。晁蓋遺言是說，哪個捉得射死我的，便做梁山泊主，這分明給宋江出了難題，以至是將宋江排斥在外了。那麼依馬先生的分析，宋江改聚義廳為忠義堂的原因，就在這裡。我們且不評估馬先生的這條分析，但憑著馬先生自己的這一說，那麼改聚義廳為忠義堂，就不是馬先生先前說得無足輕重的，“實在因為（聚義廳）這個缺乏辨認性的通稱用得太久，成了習慣，遂如此說（改忠義堂），並非真的從某專稱另改一名”。

我們並不是故意要挑剔馬先生說漏了嘴，實在是馬先生忽而往輕處這般說，忽而往重處那般說，叫我們如何適從？事實上馬先生自己跟自己相左之處還不止這些，他說，“平情而論，到晁蓋逝世時梁山早已是天下第一寨了，……從俗例隨隨便便稱總部為聚義廳，成何體統！……故宋江當家後，……也該為這個再重要不過的場所題名的”。這樣說來，更不是“並非真的從某專稱另改一名”，而是“再重要不過”的一件事，非改不可，要不然就連馬先生也會覺得“成何體統”了！

馬先生當然很清楚，“宋江最著意的事正是招安，由此建功立業，光宗耀祖”（此句見於馬先